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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第118 案àn问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第2页）

秦始皇听说侯生、卢生逃跑了，便大怒道：“我前些时候收缴天下不中用的书籍，把它们全都烧掉了。征召了大批文章博学之士和有各种技艺的方术之士，想用他们来振兴太平，方士们想要炼造仙丹寻找奇药。如今听说韩众（一名方士）逃走了不回来复命，徐巿（即徐福）等人花费的钱财数以万计，最终也没找到奇药，只是每天传来他们为奸谋利的消息。我对卢生等人很是尊重，赏赐十分优厚，如今竟然诽谤我，企图以此加重我的无德。在咸阳的儒生们，我派人去查问，其中有人制造妖言，惑乱百姓。”

在这种情况下，（秦始皇）便命令御史把所有的儒生都抓来审问。儒生们（在严刑审讯下）辗转告发，互相牵连，这样（通过揭发）为自己开脱，结果查出资历触犯禁令的共有四百六十多人，秦始皇下令把他们全部在咸阳活埋，并诏告天下，以此来惩戒后人。

二、故事背景

这个故事发生在秦始皇统治的晚期，即公元前212年。

1。历史大背景：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建立了高度集权的专制帝国。他推行了一系列巩固统一的措施，如“书同文，车同轨”，同时也实行严刑峻法，以维护统治。

2。焚书事件：在此前一年（公元前213年），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下令焚烧《诗》《书》及诸子百家着作，只保留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史称“焚书”。这是对思想文化的第一次沉重打击。

3。导火索：秦始皇晚年痴迷于长生不老，宠信大量方士（如卢生、侯生、徐福等），给予他们丰厚待遇，让他们为自己寻找仙药。然而，仙药始终没有找到，这些方士还在背后议论批评秦始皇的暴戾和专断。最终，卢生、侯生等人选择逃亡。

4。事件的升级：方士的逃亡和“诽谤”言论激怒了秦始皇。他认为自己厚待这些知识分子，却遭到背叛和诋毁。更重要的是，他担心这种批评思想在儒生和方士群体中蔓延，威胁到他的统治权威。于是，他将对个别方士的愤怒，扩大为对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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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寓意与阐释

“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这句话，是“坑儒”悲剧的起点，其背后寓意深刻：

1。专制皇权对思想的绝对压制：这是最核心的寓意。秦始皇的行为表明，当政治权力膨胀到极致时，不能容忍任何异见和批评。不仅要用“焚书”来消灭思想的载体（书籍），更要用“坑儒”来消灭思想的载体（人），即“消灭思想本身”。

2。法律沦为暴政的工具：“御史”本是国家的司法官员，“案问”本是正常的司法程序。但在这里，司法体系完全沦为君主个人意志的工具，其目的不是为了公正，而是为了罗织罪名，进行政治清洗。这体现了“有治人无治法”的专制本质。

3。恐怖统治与互相背叛：“诸生传相告引”是事件中最可悲的一幕。在极权的高压下，社会信任土崩瓦解，人与人之间为了自保而互相出卖。这种机制不仅惩罚了“罪犯”，更从精神上摧毁了整个群体，制造出普遍的恐惧。

4。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秦始皇最初“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表面上似乎有振兴文化的意愿。但当这些士人无法满足他的个人欲望（如找到仙药）或对其统治构成潜在威胁时，他便毫不犹豫地举起屠刀。这揭示了专制统治下，知识分子的地位是何等脆弱。

四、结合现实论述

这一历史事件对于当今社会，依然有着强烈的警示意义：

1。对言论自由与思想宽容的呼唤：一个健康的社会必须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允许不同声音的存在。将批评和异见视为“诽谤”或“訞言”，并动用国家机器进行镇压，是文明社会的倒退。历史证明，“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堵塞言路最终只会导致更大的社会危机。

2。警惕权力滥用与司法独立的重要性：“御史案问”的悲剧提醒我们，必须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确保司法体系的独立性，防止其成为当权者打击异己的工具，是法治社会的基石。任何个人或机构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3。对“告密文化”的反思：在特定历史时期或某些社会环境下，“互相告发”曾被鼓励，这严重毒化了社会风气。一个现代文明社会，应致力于构建人与人之间的信任，而不是鼓励为了私利或自保而背叛他人。法律应保护公民，而不是制造人人自危的恐怖。

4。知识分子与社会责任：这一事件也促使知识分子反思自身的社会角色。是选择成为权力的附庸，说着“忌讳谀”之词，还是坚守道义和真理，敢于“端言其过”？即使在压力之下，保持思想的独立和人格的尊严，依然是知识分子应有的风骨。

结论：

“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这九个字，记录了一场文化浩劫的开端。它不仅是四百多条生命的悲剧，更是人类思想史上一个黑暗的坐标。它时刻警示后人：任何试图用暴力统一思想、用恐惧维持统治的行为，无论一时多么强大，终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尊重思想，包容异见，建设一个法治而非人治的社会，才是国家长治久安、文明繁荣进步的真正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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