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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第11 安ān丧乱既平既安且宁（第2页）

放眼当今世上人，没人能比兄弟亲。

死亡威胁多可怕，唯有兄弟最关怀。

尸骨散落在原野，兄弟也会去寻找。

等到死丧乱离平定，生活安宁又平静。

此时虽有好兄弟，却反觉得不如朋友亲？（这是一个反问句，意为：难道这时就觉得兄弟不如朋友了吗？）

创作背后的故事

关于《棠棣》的创作背景，古代主流的说法见于《毛诗序》：“《棠棣》，燕兄弟也。闵管、蔡之失道，故作《棠棣》焉。”这背后关联着一个着名的历史故事：

周武王去世后，其弟周公旦辅佐年幼的成王执政。武王的另外两个弟弟管叔和蔡叔（即“管蔡”）对此不满，散布谣言，并联合商朝遗民发动叛乱，史称“三监之乱”。周公旦毅然东征，平定叛乱，诛杀了管叔和蔡叔。

这场亲兄弟之间的背叛与争斗，给周王室带来了巨大的创伤。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据说周公旦在悲痛与反思中，创作或命人创作了《棠棣》一诗。他旨在用这首诗来告诫宗室子弟，兄弟阋墙（内部争斗）只会带来毁灭，而兄弟和睦才是家族和国家稳固的基石。诗中将“丧乱”中的兄弟情深与“安宁”后的兄弟疏远作对比，充满了警示意味。

“丧乱既平，既安且宁”的现实分析

这句诗精准地刻画了一种普遍的人性困境和现实规律，至今仍具有深刻的警示意义：

1。“共患难易，同富贵难”的人性规律：在“丧乱”（可以引申为危机、困难、创业初期等）中，外部压力迫使人们紧密团结，目标一致，利害与共。然而一旦进入“既安且宁”的阶段，外部压力消失，内部的利益分配、观念差异、权力争夺便开始浮现，导致关系疏远甚至破裂。这在商业合伙人、创业团队、甚至一些家庭关系中都屡见不鲜。

2。对“和平病”与情感遗忘的警示：和平安宁的生活容易让人麻痹，忘记曾经的艰难和那些在艰难中伸出援手的人。诗句中的反问，正是对这种“好了伤疤忘了疼”的批判。它提醒我们，在安定年代，更需要主动维护和珍惜那些在生命中真正重要的情感纽带，如亲情、友情，而不是在平淡中将它们视作理所当然。

3。个人与国家层面的共通性：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丧乱”可能是战争、灾难。在民族存亡的关头，全国人民能同仇敌忾。而进入长期的和平建设时期，社会矛盾（如贫富分化、阶层固化、意识形态冲突）则会变得突出。这句古训提醒我们，居安思危，在和平时期构建公平、和谐的社会机制与文化，防止内部撕裂，是维持长久“安宁”的关键。

《棠棣之花》与《诗经·棠棣》的关系

《棠棣之花》是郭沫若先生在1941年创作的五幕历史话剧，它与《诗经·棠棣》的联系是精神上的继承与主题上的创造性发展。

1。意象的借用与升华：郭沫若借用了《诗经》中“棠棣”这个象征兄弟情谊的古老意象。但他将这种“兄弟之情”从血缘家庭层面，升华到了民族国家与革命志士的层面。

2。主题的转化：《诗经·棠棣》劝诫的是不要兄弟内斗，核心是“弭乱”。而《棠棣之花》创作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其主题是倡议团结抗日、反对投降卖国，核心是“抗乱”。话剧讲述了战国时期聂政刺杀侠累的故事，歌颂了聂政、聂嫈等志士为了正义事业不惜牺牲生命的英雄气概，他们将所有的抗日同胞都视为手足兄弟。

3。对“兄弟”的重新定义：在话剧中，“兄弟”不再局限于血缘。聂政与严仲子是为共同理想而战的“兄弟”；聂政与聂嫈是兼具血缘与革命情谊的“兄弟”。这呼应了“凡今之人，莫如兄弟”的诗句，但赋予了它全新的、更广阔的含义：在国难当头（“丧乱”未平）之时，所有抗日的中华儿女都是最亲的兄弟姐妹。

总结来说：

《诗经·棠棣》是源，它奠定了“兄弟和睦”的伦理基础，并提出了“安宁会使人遗忘患难真情”这一深刻命题。而郭沫若的《棠棣之花》是流，它在一个新的历史“丧乱”（抗日战争）时期，激活了这一古老意象，将其转化为鼓舞全民族团结抗战、共御外侮的嘹亮号角，完成了从传统伦理到现代革命精神的华丽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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