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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历史之谜（第6页）

这些资料都说，沈万三的财富，均得之于陆德原的赠与，事实果真如此吗？

明都穆所辑的《吴下冢墓遗文》中，收有一篇很不常见的《陆德原墓志铭》，略谓：陆德原字静远，长洲甫里。家有资产，又得族田千亩。他在家乡办起了甫里书院，被署为山长，曾捐资重建长洲县学。调任徽州儒学教授后，又出资修州学。至元六年（1340年）回苏州买木料时病逝。有子八岁，长女赘徐元震，次女刚生三个月。这篇铭文出于陆氏同僚、儒学提举黄晋之手，有力地证实陆氏并无出世当道士的事，况有入赘之婿、幼小之女，更无送财与外人的道理。

沈万三很可能帮陆德原管过账，购运过木材，甚或接受过一定的赠与，但全盘接受陆家财产，则可能是讹传。

延祐元年（1314年）开放私人对外贸易，下海商船大增。至正三年（1343年），江苏沿海“下番”船只多达三千余条，主要贸易对象是高丽、日本和琉球，也有去南洋群岛等地的。此时的沈万三正值青壮年，既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又有商贸经验，当然不会错过这样的发财机会。

从周庄白蚬江经大运河由刘家港出海是很方便的，加上江浙一带的丝绸、茶叶、陶器、工艺品等特产又深受海外欢迎，回头带些舶来品，如珍宝、香料和药材，来回都能赚取巨额差价。“通了番”的沈万三，想不发财都是不可能的。

《明史》载，至正十九年（1359年），暂时归顺了元朝的张士诚“自海道输粮十一万石于大都”，这次行动，就是由沈氏家族具体实施的。因为陆路上朱元璋等反元势力的阻隔，所以《吴江县志》有沈万三“二子茂、旺密从海道运米至燕京”的记载，可见沈家对海运已是熟门熟路了。另外，明人笔记多处记载沈万三家有海外珍奇，也可作为他“通番”的佐证。

最有可能的情况是，沈万三家族以垦殖为根本，可能接受过一些来历不明的资产，并以此为资本开拓商业，并大胆通番，开展海外贸易，从而一跃而成为巨富。

李岩、红娘子有无之谜

李岩和红娘子，是闯王起义军中的一对传奇性很强的夫妇。三百多年来，围绕着这两个人物的有无，人们进行了长久的争辩。但直到今天，这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

据明末清初与李岩同时代的顾炎武《明季实录》记载：李信（岩），河南开封杞县人。他是尚书李精白的儿子，曾经中举，有文武才。当时灾荒频仍，百姓流离失所，他曾主动向县令宋某建议：停止征收苛捐杂税，开仓赈救饥民。县令当然没有答应。于是他打开自己的粮仓，发放粮米二百多石。饥民们骚扰其他富室，要求他们像李岩一样也开仓赈饥，最后发展到了焚毁富室，抢劫粮仓，地方当局派兵镇压，把李岩也逮捕入狱。这消息泄漏了出来，附近林子里，有一支农民起义队伍，带头的青年女子，是江湖上卖艺的，人们叫她红娘子。红娘子平时听到

李信捐粮救灾的事，十分钦佩，现在听说李信有遭害的危险，就带领起义军将他从狱中救了出来。他们一起杀死县官，去投奔李自成起义军。李信改名李岩，成为李自成的谋士，并与红娘子成为夫妇。

李岩参加起义后，劝闯王“尊贤礼士，除暴恤民”，“均田免粮”，得到闯王信任，同李闯王结为兄弟，人称为李公子。

他还为李闯王做过很出色的宣传工作。如“吃他粮，着他娘，吃着不尽有闯王”、“迎闯王，不纳粮”等，据说，都是他的创造。他还向闯王推荐过牛金星，牛金星又推荐宋献策，他们都是闯王营帐中的重要人物。李岩本人也官至中营制将军，在李闯王带兵赴山海关讨伐吴三桂的时候，他在北京留守。可见他的地位是很高的。

吴伟业的《绥寇纪略》则详细记载了李岩的结局。

据说，定州之战失败后，有报告说，河南全境都反了，李岩请求带兵两万平定河南。闯王很怀疑他，牛金星乘机献谗说：“李岩早有反心，如果让他去河南，就等于给蛟龙以云雨，无法制伏了。不如除掉他，免贻后患。”闯王听了他的话，第二天，杀了李岩和他的弟弟李牟。宋献策听说这件事后扼腕愤叹，刘宗敏咬牙切齿，从此文武不和，将士解体，闯王的部队从此就一蹶不振了。

但有的学者却认为，李岩不过是某些人虚构出来的“乌有先生”。并提出以下论点：

一是没有提出基本的和可靠的来源。在杞县和开封府的地方志中没有提及任何一个生员、举人、平民保护人、武士或文人的造反者叫李信或李岩的（《开封府志》、《杞县志》）。在开封抵抗起义军进攻的人的日记中（《守汴日志》），在豫北试图镇压“土匪活动”的地方官员的塘报中（《新乡地考》），也没有提及任何造反者李岩或红娘子。许多在起义军占领期间居住于北京的明朝官员的日记中也没有李岩和他的弟弟李牟（《虎口余生记》）。在各省和北京的两个与起义军合作的文人名单中都没有他们的名字（《烈皇小识》。）此外《杞县志》中，还专门附有一篇《李公子辨》，据此，长篇历史小说《李白成》的作者姚雪垠认为，红娘子破杞县城救李岩出狱“绝无其事”，“这故事是一个虚构的传说”。

二是一些有见识的观察者断然否认这一故事。在康熙《杞县志》上的《李公子辨》一文中，否认李岩是明代大学士李精白之子，否认有举人李岩的存在，否认他参加过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并说：“独怪谷应泰作《纪事本末》亦妄行采入。一事失真，举属可疑。如此乃欲信今以传后乎？然稗官野史任意荒唐可也，今《明史》正在纂修，倘又不察，公然采录。……一代信史不将来魏收之讥耶”（《杞县志》）？

三是承认它的基本轮廓的学者也对它的细节有怀疑。赵宗复承认李岩不在被审查人员的表上。郭沫若退一步承认，他描写李岩的一些来源是“不可靠的”。曹贵林认为“没有清楚的和准确的来源表明李岩是否有地位。”他承认李祖旦提供的证据和“李岩不是李精白的儿子”的断语，因为“尽管李栩和李岩非常相似，我们也不能相信他们是同一个人。”对于李岩建立民团的看法，他写道，“我怀疑吴伟业在这里从李精白的儿子李栩生平中取了一个事件，把它加到李岩的生平之中来”。这是对李岩的历史性最仔细的研究者，他第一次提出这个英雄是一个合成的形象。

而关于红娘子的存在，考证起来更是变得扑朔迷离。在许多记载中，有关红娘子的身世和起事始末，都语焉不详。我们至今连她姓什么，都还不知道。仅知道她是一个“踏绳妓”，走江湖的杂技表演者。所称“红娘子”，恐系以穿红色衣为标志。据查继佐《国寿录》记载，李自成进京后，“忽有红衣一人，随数卒”到杞县进士出身的刘理顺家，说刘家有恩于他，他能“自达于李将军”，要对刘进行保护。有些研究者认为，红娘子率领的大概是一支白莲教起义军，因为身穿红衣，被称为红娘子。李岩出狱后统率的这支起义军，基本上就是杞县一带的贫苦农民，其中骨干可能就是红娘子所领导的起义军。

关于红娘子的记载，最初见于吴伟业（梅村）的《绥寇纪略》（即《鹿樵纪闻》）。吴梅村是明清之际的大诗人，声望很高，他的《绥寇纪略》又成书较早，如此故事影响较大。稍后的戴笠的《怀陵流寇始终录》、冯苏的《见闻随笔》、毛奇龄的《后鉴录》中，都采用这一故事。有人认为《明史》中的《流贼传》系毛奇龄主稿，他根据《绥寇纪略》等书，便将这一故事写入了《明史·李自成传》。《明史》在官修史书中较受推崇，这个故事也就流传很广了。

明史专家谢国祯，也主张红娘子确有其人，写有《红娘子与卦子陈四》一文，引用了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中的有关红娘子的记载。

在他编的《明代农民起义史料选编》中，收集了毛奇龄的《后鉴录》。该书称红娘子为“踏绳妓也”。上述史料，均为郭沫若当年所未见，但内容与《明史》中的记载也没有什么出入。所有这些记载，有一点是共同的：有关红娘子的事迹，都与李岩紧密相连而不可分，讲的都是红娘子破杞县城救李岩这件事。

郭沫若也对红娘子作过一番研究，并认定红娘子确有其人。他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引用了《明史·李自成传》中的记载：“会绳妓红娘子反，掳信，强委身焉”：说的是江湖卖艺的杂技演员红娘子造反后，看中了杞县举人李信（岩），一定要嫁给他。李岩开始放不下举人公子的身份，不肯就范，在被迫做新郎后又逃脱，被官府抓进监狱。红娘子率领杞县饥民，破杞县城，把李岩救了出来，结为夫妇，又劝李岩投奔李自成。这个故事，颇有戏剧性，因此使郭沫若一直念念不忘。想改写为历史剧。三年后，他在《关于李岩》一一文中说。《甲申三百年祭》对“关于李岩与红娘子的逸事有所叙述，颇引起读者的注意”。又经过三年，他在无名氏的《梼杌近志》和吴梅村的《鹿樵纪闻》中，发现了有关李岩与红娘子的一些记载，可惜都很简单，内容与《明史》所述中无甚出入。因此他认为，《明史》中的记载可能就是根据吴梅村等人的著作写成的。

而另一些研究者认为，李岩虽不是李精白之子，也不是河南杞县的举人，但并不等于无其人和无其事。因为，从当时保存下来的塘报及一些在北京目击者的记载看，在李白成的农民军中，确有一个被称为“李公子”的担任都督制将军的李岩存在。但他们认为，即使李岩确有其人，而红娘子破城相救之说仍不可信。因为查乾隆《相县志》，在崇祯年间，从未发生过饥民攻破县城杀死知县的记载。此外，许多记载有李岩事迹的史籍，都不提红娘子破城劫狱之事。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较《绥寇纪略》问世早，根本不提及红娘子；彭孙贻的《平寇志》、计六奇的《明季北略》，较《绥寇纪略》成书晚，也不提红娘子，显然是有意删去的。连小说《剿闯小史》和《定鼎奇闻》中，都没有把这极好的小说材料写进书中去。

红娘子的最后结局也是一个谜，按《永昌演义》中的说法，红娘子后来成了白莲教首领，在李岩死后她还见过出家当了和尚的李自成。

但是这只是小说家之言，而不是历史。

时至今天，关于有无李岩和红娘子的争论还在继续。顾诚在1984年出版的《明末农民战争史》一书中，重申了他的并无李岩其人的观点。而谢承仁在《李自成新传》（198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版）一书中，则认为李岩确有其人。这两部书，都是研究李自成农民军的力作。究竟孰是孰非，只好留待专家们作出进一步的回答了。

史可法是否战死沙场之谜

顺治二年（1645年），清军在明降将许定国的引导下，抵达扬州。扬州是南京南明政府的屏障，一旦扬州被占，清兵将会沿江而上，南京必将不保。于是，正在督师扬州的兵部尚书史可法立即发出十万火急的军书，希望各路将领能率兵前来保卫扬州，不料竟无一支部队前来增援。而清军那边，摄政王多尔衮先后五次下书劝降，史可法都置之不理，还把前来送信的人抛进了护城河里。清军见劝降不成，便将扬州城围得水泄不通。史可法在外援断绝、军饷不济的情况下，率领

扬州军民坚守孤城，终因寡不敌众，扬州失守。由于清军在攻城中伤亡惨重，攻城将领多铎恼羞成怒，竟灭绝人寰地对扬州人民进行了持续十天的大屠杀，史称“扬州十日”。屠杀过后，扬州城内尸体堆积如山，史可法的部下潜入城内寻找他的尸体，但是遍寻不着。由此产生了很多传说。那么，史可法到底是不是战死在城中了呢？

有的说史可法缒城（由城上缘索而下）出走。计六奇在《明季南略》中详细地记道，阴历四月二十五日，清兵诈称明总兵黄蜚的援兵到来，史可法下命令开西门放行。清兵进城后，立即开始攻击守城的明军。史可法在城上看到这种情况以后，知道大势已去，于是就想拔剑自刎。这时候，他的手下连忙阻止。最后，他只得与总兵刘肇基缒城潜出。有的记载竟然还称史可法是跨骡出城的。乾隆《江都志》载扬州故老言，扬州城被攻破时，史可法“跨白骡出南门”。许旭还就此赋诗：“相公（即史可法）誓死犹饮泣，百二十骑城头立。瞬息城摧铁骑奔，青骡一去无踪迹。”（《汗青录》）

但也有人认为在扬州城被攻破时，史可法早就已经销声匿迹，不知去向了。一次，计六奇外出途中坐船时，偶遇一个嘉兴人。在闲谈中，这个人提到自己是扬州之战的幸存者。计六奇便向他打听史可法的下落，这个人说城破时，史可法下落不明。

除了上述两种说法之外，还有很多说法，如战死说，沉江说等。

据张岱《石匮书后集》记载，史可法自杀未遂后，与部将在离扬州城数里的宝城寺稍作休息。清军追寻至此处，双方又展开了一场激战，结果史可法战死。

沉江说则说史可法出城后，渡河时因马蹶落水溺死。也有人说他出东门遇清兵堵截，自觉逃生无望，于是赴水自尽。康熙年间孔尚任所著的《桃花扇》就采用了“沉江说”，因而此说广为流传。

不过，大多数人还是认为史可法是被俘后不屈而死的。清朝官修史籍大多如此记载。如《清实录》记载道，清军攻克扬州城时俘获史可法，并将其斩于阵前。再如《明史》也提到，扬州城被攻破时，史可法自刎未遂，被部将拥至小东门，为清军抓获，这时史可法大叫道：我就是史督师，于是清军将其杀掉了。其他如《雪交亭正气录》、《史外》等野史也都有类似记载。甚至史可法嗣子史德威在其所著《维扬殉节纪略》中也记述道，扬州城陷时．史可法自刎未遂，为清军捕获。多铎对史可法相敬如宾，口中直呼其为先生，并提出丰厚的条件来诱降他。但史可法怒斥道：“我作为大明朝重臣，怎么能苟且偷生，难道想让我做万世罪人么！今日你们可以砍掉我的头颅，但绝不会让我屈服……我将与扬州共存亡，既然扬州城已被你们攻破，我活在人世间也无任何意义”。于是他被清军杀死。史德威的记载可谓是关于史可法下落的第一手史料，有着充分的说服力。而且，一些目击者也谈到史可法是被俘后不屈而死的，原史可法的部下杨遇蕃及清军将领安珠护就亲眼目睹了史可法被杀和被肢解之情形。其实，史可法早就抱定一死之心，他在写给母亲、夫人的绝笔信以及五封遗书中，就有“一死以报国家”之语。

第一封是写给母亲的：“不孝儿可法遗禀母亲大人：儿在宦途一十八年，诸苦备尝，不能有益于朝廷，徒至旷远于定省，不忠不孝，何颜立于天地之间！今以死殉城，不足赎罪。望母亲委之天数，勿复过悲。儿在九泉亦无所恨，得副将德威完儿后事，望母亲以亲孙抚之。四月十九日，不肖儿可法泣书。”

第二封信给夫人：“可法死矣！前与夫人有定约，当于泉下相候也。四月十九日可法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