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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洞悉人心把握交际分寸与尺度（第5页）

心理学的诡计

自己真诚实在，表露真心，对方会感到你信任他，从而卸下猜疑、戒备心理，把你作为知心朋友，乐意向你诉说一切。

9．薄情者必寡义

薄情者必寡义，一个对自己或自己的亲人都薄情寡义的人，我们是不应该对他有任何期望值的。

齐桓公最得力的宰相管仲不幸得了重病。齐桓公前往探视。

管仲望着齐桓公欲言又止。齐桓公问道：

“你的病看来不轻，要好好休养，不必为国事烦忧，如果有什么不放心的事，就请说出来。”

管仲见齐桓公态度诚恳，便忧心忡忡地说：

“好吧，既然主公愿意听，我就说出来自己的担忧。”

齐桓公问道：“仲父，不知你为什么担忧?”

管仲说：“但求主公今后不要重用易牙、竖刁、常之巫、公子启方几个人，最好让他们远离您的身边。”

齐桓公说：“这我就不懂了，像易牙这样的人连自己的孩子都肯煮了给我吃，像竖刁这样的人为了在我身边侍奉，宁可自阉当太监，而常之巫有测生死祸福的能力，可以帮助我逢凶化吉，至于公子启方多年追随我，连父亲病故都不肯离开我去奔丧，这些人如此忠心耿耿，怎么用得着去提防呢?”

管仲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主公仔细想一想就会明白：一个人连自己的亲骨肉都能不爱怜，都肯杀死，难道他不会杀主公吗?一个人连自己的身体都肯残害，难道他不会去残害主公您吗?一个人的吉凶祸福是和他本人的做人的根本联系在一起的，只要好好修炼自己的德行，自然会善始善终，不是靠外力所能改变的。所以，我只求主公看在国家社稷的份上，三思而行！”

齐桓公对管仲的人品是很信服的，等到管仲死了以后，齐桓公按照管仲生前所提醒的，把易才、竖刁、常之巫、公子启方等打发出宫。易牙等人出宫以后，齐桓公却觉得心里一下子空落落的，饭吃不香，觉睡不好，好不容易熬过三年，还是把易牙等人找了回来。

第二年，齐桓公卧病在床，易牙等人便大肆活动，放出谣言，说齐桓公已不久于人世。然后封锁宫廷与外界的联系，不准任何人给齐桓公送吃的东西，齐桓公悲叹道：“都怪我没听管仲的话啊!”

有一句民谚：薄情者寡义，无情者无义。这就是说：缺少亲情的人也缺少忠义，没有亲情的人没有忠义。

春秋时，乐羊子任魏国将军去讨伐中山国，这时，他的儿子乐舒正好在中山国做官。中山国的国君姬窟就让乐舒去劝乐羊子退军，乐羊于不答应。姬窟就将乐舒杀死，做成肉羹送给乐羊子。乐羊子为表示对魏文侯的忠诚，便当着中山使者的面，吃掉亲生儿子的肉。打下中山后，魏文侯虽对其功劳给予了奖赏，但却从此不再信任他，并罢了他的兵权。

明朝天顺年间，都指挥使马良很受明英宗的宠爱，他的妻子死了，皇上去安慰，正碰上他已数日不出门，皇上问其原因，左右的人说：“马良正在办喜事，新娶了妻子。”皇上不高兴地说：“这个家伙对妻子如此薄情，怎么会忠诚于我。”于是，把马良招来打了一顿，从此便疏远了他。

爱儿子、爱身体、爱父母这是人的天性，如果有人连自己的骨肉也忍心杀害，连自己的身体也不爱惜，连自己的父母也不尊敬，还能爱别人吗?即使一时能爱别人，也是对别人有所图的，一旦目的达到或达不到，就会反目相害。从这些看，魏文侯和明英宗都是能够识人而有远见的。

但在运用时，也要注意把舍身寡义与舍生取义、大义灭亲区别开来，衡量的尺度就是看是为利取宠还是尽情尽义。

1975年，日本企业巨子大山梅雄就任津上株式会社社长。他曾说过：“企业的经营层的年轻化是指使40岁左右的人担任企业的重要职务。但这并不是讲只要是年轻就可以。对于使之担任要职，然而既不感动也不知情的人，即使让他担任更重要的工作，他也不会真诚地去做。”短短的几句话，充分揭示出大山梅雄的用人之道。

在日本，每年企业的重要职务上的人事变动大都集中在6月份，对于一般职工，如果有机会被委派担任企业要职，那肯定是感激不尽。然而要问及现任的公司董事长、经理，你们当初是一般职工时，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人，回答通常是自己“被委任为企业要职”的时刻。当然，能够就任公司的董事长或经理，应该非常高兴，但是作为公司的董事长或经理，更为重要的应是自己的责任感。这一点往往被人们所忽略，不少人就任企业要职时，更多考虑的是高兴而不是自己的责任感。

对此，大山梅雄断言，对于让他担任企业最关键职位而一点也不感激的人，对他在工作成果上的期望也肯定要落空。他认为：“企业经营层的年轻化，如果仅仅是把眼睛盯在40岁左右这个年龄上，那年轻本身是毫无积极意义的。”

所以，量情度意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人的本质如何，是知人识人不能不重视的。

心理学的诡计

量情度意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人的本质如何，薄情者寡义，无情者无义。缺少亲情的人也缺少忠义，没有亲情的人没有忠义。

10．言出必行的人是可以信赖的

我国自古以来就崇尚守“信”。“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训导古已有之，而且，古人早把能够守信的人叫丈夫，不能守信的人自然就被视为小人。期之以事，既可通过实践检验一个人的才能和诚信，也可检验自己识人是否正确。

《诸葛亮·知人性》：“期之以事而观其信。”是说：和他约定事情而察看他是否诚实、守信。

春秋时，赵筒子有两个儿子，大的叫伯鲁，小的叫无恤。他在确立继承人时，拿不准定谁为好。于是，便将写有训诫言辞的两个竹简分别交给兄弟俩说：“要认真地学习牢记。”三年过去之后，就对兄弟俩进行了一次考问。结果，大儿子伯鲁一问三不知，连竹简也不知丢在什么地方了。而小儿子无恤却背诵得滚瓜烂熟，竹简保存得完好无缺。于是，赵简子认识到小儿子有才德，便将其立为继承人。这就是后来的赵襄子。

“仁、义、礼、智、信”虽然是旧礼教所规定的人们必须奉行的封建道德标准，但任何时候知人识人必须考察和掌握被认知者的诚实可信程度。“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一个谎话连篇、阳奉阴违、出尔反尔、反复无常的人无论如何是不可依靠的。无论是合作共事还是交友谋才，一个不能真心实意忠于对方的人，任何人都是不应该信任他的，只有经过多次测试，确实言出必行的人，才是可以信赖的。

秦时，张良亡伞躲藏在下邳一带。有一天，信步闲游，路过一座小桥，有个穿黑衣服老头子来到张良跟前，故意将自己的鞋子踢掉在桥下，对张良说：“小孩子，下去替我把鞋拾上来!”张良很吃惊，本想将这老头殴打一顿，但又看到是个老人，便强忍怒火，下去把鞋拾了回来。

谁知这老头又说：“把鞋替我穿上。”张良觉得既然已把鞋给他拾回来，穿就穿吧，便跪在地上将鞋给他穿上。老头毫不客气伸着脚让张良穿好后，笑着走了。张良很惊讶，瞪眼看着老头走去。老头走出有一里远的地方，又返回对张良说：“你这小孩子可以教育呀!五天之后天亮时，在此等我。”张良觉得很奇怪，跪着答应说：“行”。五天后天亮时，张良去到那个地方，老头已经先到，很不高兴地对张良说：“与老人约定时间相会，为什么要迟到?”说着起身便走，并告诉张良：“再过五天早点来会面。”五天后的鸡鸣时，张良又去那个地方，不想老头又先来了，再次发火对张良说：“五天之后再早点来。”等到第五天时，张良不到半夜时就去到那个地方，过了一会儿，老头也来了，高兴地说：“应该如此。”并拿出一套书交给张良说：“读好这套书，可以作帝王的老师。”说罢就走，再也没出现。张良等到天明看这书，原来是《太公兵法》。后来，张良投奔刘邦。在楚汉相争中，“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为建立汉王朝立下了不朽功勋。

这个故事中的黄石公就是以穿鞋这一点事，探知张良是个能恭谦下人、礼让老人的人，才赠给宝书的。

看一个人守信与否，可以断其人是丈夫，还是小人。不守信誉的人与好友约定相见，经常迟到，但和客户谈生意时，却一定比对方提前。这样的人总认为彼此既然是好友，守不守时没有关系，殊不知，这种想法和做法是大错特错的。

马来西亚文人朵拉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答应不是做到》。作者在总结人门的应酬交际活动时，提出了人们在交往中的一种不诚实、不信守诺言的现象。这类交际者“承诺时，态度看起来非常诚恳，随着时间漂移，往往把说过的话当成风中的黄叶，霎时便无影无踪”。时常用自己的心去度朋友之腹，结果得到的是自己的误解。也用不着去埋怨被谁给欺骗，欺骗自己的其实正是自己。

据（庄子·齐物论）记载，有个养猴人对他的猴子说：“我早上给你们三个栗子，晚上给四个。”猴子听了都觉得势头不对，嗷嗷直叫，呲牙咧嘴。养猴人马上又对猴子们说：“那么，我早上给你们四个栗子，晚上给三个，怎么样?”猴子就高兴起来了。这些猴子的高兴大概只是暂时受蒙蔽所致。天长日久，聪明的猴子自然会悟出主人的狡诈和卑鄙，从此不再相信他，而且仇恨他。那时候，养猴人可就要自认倒霉了。朝三暮四式的狡诈，必然最终失信于人。

失信于人，不仅显示其品行不端，人格卑贱，而且是一种只顾眼前不顾将来，只顾短暂不顾长远的近视行为，终将一事无成，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失信于人，大丈夫不为，智者不为。一个说话不算数的人，处处说话都不算数。他在日常生活中，无论对大人对小孩，对妻子对父母，对同事对朋友，对上司对下属，对名人对凡人，对老师对同学，对什么人都会说话不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