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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0章 贤臣之重 孔子眼中的治国与才难（第2页）

三、解析“武王有乱臣十人”与“周之至德”：贤臣与德治的融合

“武王有乱臣十人”与“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是孔子对周初治理的双重肯定——既肯定贤臣对兴周的关键作用，更肯定周朝“三分天下有其二仍服事殷”的道德坚守。在孔子看来，贤臣不仅需要具备“才能”，更需要具备“品德”，而周朝的治理，正是“贤臣之能”与“君主之德”的完美融合。

（一）“乱臣十人”：周初贤臣的“德才兼备”特质

武王的十位乱臣，与舜的五位贤臣相比，不仅数量更多，更凸显“德才兼备”的特质——他们不仅有军事、谋略、政务等专业能力，更有“仁、义、公、廉”的高尚品德，这种“德才兼备”，让他们在兴周治周的过程中既“能干事”，又“干好事”，避免了“有才无德”导致的治理隐患。

1。周公旦：“德才双馨”的治理典范

周公旦是周初贤臣中“德才兼备”的典型。从“才”的层面来看，他擅长谋略与政务：武王伐纣前，他协助制定“韬光养晦、联合诸侯”的战略，主张“以德服人”而非“以力服人”，为武王争取了更多诸侯的支持；武王伐纣后，他又主持制定礼乐制度，“制礼作乐”规范社会秩序，其中“宗法制”“分封制”“井田制”等制度，为周朝数百年的稳定奠定基础。从“德”的层面来看，他以“仁孝”“忠诚”着称：武王去世后，成王年幼，周公旦“摄行政当国”，却始终没有篡权之心，反而尽心尽力辅佐成王，“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生怕错过贤才，留下“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佳话；当管叔、蔡叔联合武庚叛乱时，周公旦亲自领兵平叛，事后又善待商朝遗民，推行“以德化人”，避免了大规模的杀戮，体现了“仁政”的理念。周公旦的“德才兼备”，不仅让他成为周初治理的核心，更成为后世贤臣的典范。

2。太公望：“才高德正”的军事统帅

太公望（姜子牙）是周初贤臣中“才高德正”的军事代表。从“才”的层面来看，他是杰出的军事统帅：在牧野之战前，他分析商军虚实，提出“乘虚而入”的战略，指挥周军“武王至商郊，誓曰：‘勿杀奔走，勿坏室屋，勿填井，勿伐树木，勿动六畜，有不如令者，死无赦’”，既保证了战役的胜利，又减少了百姓的伤亡；战后，他又协助武王制定“分封诸侯”的策略，将功臣与宗室分封到各地，巩固周朝统治。从“德”的层面来看，他以“公正”“爱民”着称：早年在商朝为官时，因不满商纣王的暴虐而辞官归隐；辅佐周文王、周武王时，始终主张“以民为本”，反对暴政，在治理齐国（太公望被封于齐）时，他“简其礼，从其俗”，尊重当地百姓的习俗，简化礼仪，让百姓安居乐业，很快便让齐国成为东方强国。太公望的“才高德正”，证明军事贤臣不仅需要“能打仗”，更需要“爱百姓”，只有这样，才能赢得民心，实现长治久安。

（二）“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至德的核心内涵

孔子为何盛赞周“其可谓至德也已矣？因为这种“实力远超却不恃强凌弱”的选择，体现了周朝对“德”的极致坚守，打破了“弱肉强食”的权力逻辑，成为后世“德治”的典范。

1。克制权力欲望：不恃强而篡逆

当时，周朝已“三分天下有其二”，军事、经济实力远超商朝，完全有能力推翻商朝取而代之。但周文王、周武王并未选择武力篡逆，而是依然“服事殷”——表面上承认商朝的宗主地位，按时纳贡，遵守商朝的礼仪规范，这种选择需要极强的权力克制力。在权力欲望极易膨胀的时代，周文王、周武王却能坚守“臣道”，不恃强凌弱，这种对权力的克制，正是“至德”的核心体现。

对比商纣王的暴虐——为满足个人欲望，“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以酒为池，县肉为林”，甚至发明“炮格之刑”残害百姓，周朝的“克制”更显珍贵。孔子认为，真正的“德”不仅在于善待百姓，更在于对权力的敬畏与克制，而周朝做到了这一点，因此堪称“至德”。

2。以民为本：等待民心归附

周朝“服事殷”的选择，并非懦弱，而是基于“以民为本”的智慧——他们深知，政权的稳固不在于武力征服，而在于民心归附。当时商朝虽暴虐，但仍有部分诸侯与百姓对其抱有幻想，若周朝贸然伐商，可能导致天下动荡，百姓流离失所。因此，周文王、周武王选择“以德服人”，通过推行仁政、善待百姓，吸引诸侯与百姓归附：他们“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孟子?梁惠王下》），减轻百姓赋税，保障百姓生计，让百姓安居乐业。

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诸侯与百姓主动归附周朝，最终“三分天下有其二”，此时商朝已彻底失去民心。周武王才在牧野之战中伐商，而这场战争并非“篡逆”，而是“吊民伐罪”——解救百姓于商纣的暴政之中。这种“等待民心归附”的耐心，正是“至德”的另一体现，也证明了“得民心者得天下”的真理。

3。贤臣辅佐：德与才的协同

周朝的“至德”，并非仅靠君主的道德坚守，更离不开贤臣的辅佐。十位乱臣在“服事殷”与“伐纣兴周”的过程中，始终以“德”为指引，将“才”与“德”完美协同：周公旦制定的战略始终围绕“以德服人”，太公望指挥的战争始终坚持“不伤害百姓”，召公奭的治理始终注重“公正爱民”。正是贤臣的“德才兼备”，让周朝的“至德”得以落地，成为实实在在的治理实践，而非空洞的道德口号。

孔子盛赞周的“至德”，实则是在强调：贤臣不仅需要“有才”，更需要“有德”；治国不仅需要贤臣的能力，更需要君主与贤臣共同坚守的道德底线。这种“德才融合”的理念，成为后世儒家人才观的核心。

四、解析“才难”：永恒命题的当代解读

孔子感叹“才难，不其然乎”，这一命题穿越千年，在当代社会依然成立。无论是国家治理、企业管理还是社会组织运营，“人才稀缺”始终是核心困境。但当代社会的“才难”，与上古至周初的“才难”原因不同，破解路径也需结合时代特征调整。

（一）当代“才难”的原因：从“稀缺”到“错配”

上古至周初的“才难”，主要是“总量稀缺”——教育资源有限，人才培养基数小，导致“德才兼备”的人才极少；而当代社会的“才难”，更多是“结构错配”——人才总量充足，但“德才兼备”且符合岗位需求的人才稀缺，主要原因有三：

1。教育偏差：重“才”轻“德”

当代教育体系虽普及度高，但存在“重知识传授、轻品德培养”的偏差。在基础教育阶段，学校更关注学生的成绩与升学率，对“仁、义、礼、智、信”等传统美德的培养不足；在高等教育阶段，专业教育注重技能提升，却忽视了职业道德与社会责任感的培养。这种教育偏差导致许多人才“有才无德”——具备专业能力，却缺乏诚信、责任、公正等品德，难以成为真正的“贤臣”。

例如，一些科技人才虽掌握核心技术，却为追求利益，将技术用于不正当领域；一些企业管理者虽具备管理能力，却为短期利益，偷税漏税、生产假冒伪劣产品。这些“有才无德”的人才，不仅无法为社会做贡献，反而会带来危害，加剧“才难”困境。

2。选拔机制：重“学历”轻“能力”

当代人才选拔机制存在“重学历、轻能力”“重简历、轻实践”的问题。在招聘中，许多单位将学历、名校背景作为首要筛选标准，忽视了人才的实际能力与品德；在晋升中，一些单位更看重人际关系与资历，而非业绩与道德表现。这种选拔机制导致“真正的人才被埋没”——许多具备实践能力与高尚品德的人才，因学历或背景不足被拒之门外；而一些缺乏能力与品德的人，却凭借学历或关系获得岗位，造成“人才错配”。

例如，一些企业招聘时非“985、211”毕业生不招，却发现部分名校毕业生缺乏实践能力，无法胜任工作；一些政府部门晋升时注重资历，导致有能力、有品德的年轻人才难以获得机会，影响治理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