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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0章 贤臣之重 孔子眼中的治国与才难（第1页）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中的这段对话，是孔子对上古至周初贤臣治国的深刻总结，更是对“人才难得”这一永恒命题的精准论断。舜凭五位贤臣便实现天下安定，武王靠十位能臣开创周朝基业，而孔子从中看到的，不仅是贤臣对治国的关键作用，更有“人才稀缺”的现实困境——即便在唐虞、周初这样的盛世，贤才依然难得，周武王的十位能臣中，若除去妇人，也仅剩九位。同时，孔子盛赞周“三分天下有其二仍服事殷”的至德，将贤臣治国与道德坚守相融合，为后世勾勒出“德才兼备、贤臣辅政”的理想治国图景。在当代社会，无论是国家治理、企业管理还是社会组织运营，“人才”始终是核心竞争力，重新审视孔子这段论述，对理解人才价值、树立正确人才观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溯源：舜与武王时代的贤臣治理语境

要理解“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有乱臣十人”的深意，需先回到舜与武王所处的历史语境，看清当时的治理需求与贤臣的角色定位——正是特定的时代困境，让贤臣的价值得以凸显，也让“才难”的感慨更具分量。

（一）舜时代的治理困境与五臣之责

舜所处的上古时代，刚从部落联盟向早期国家过渡，治理面临三大核心困境：洪水泛滥威胁民生、部落纷争破坏秩序、伦理缺失导致人心涣散。此时的舜，虽有“仁孝”之德与治国之志，却需依靠贤臣之力方能破解困境，而“五臣”正是他治理天下的核心支撑。

据《尚书?舜典》《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的五位贤臣各有所长，分工明确：禹负责治水救灾，当时“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百姓流离失所，禹“居外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以“疏堵结合”之法疏通河道，将洪水引入大海，最终解除水患，让百姓得以安居；稷（后稷）掌管农业生产，他教百姓种植五谷，改进耕作技术，解决了洪水后粮食短缺的问题，为民生安定奠定基础；契担任司徒，推行“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五教”，化解部落间的伦理矛盾，构建起和谐的社会秩序；皋陶主管司法，制定“五刑”（墨、劓、剕、宫、大辟），却主张“慎刑”，通过道德教化与刑罚结合，实现“刑期于无刑”的治理目标，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伯益则负责山林川泽的管理与鸟兽驯养，不仅为百姓提供了额外的生活资源，还协助禹治水，提出许多实用建议。

这五位贤臣，如同舜的“五根支柱”，分别对应“民生保障、生产发展、伦理构建、司法公正、资源管理”五大治理领域，将舜的治国理念转化为具体实践。正是依靠他们的各司其职与协同合作，舜才能在短时间内化解上古时代的治理困境，实现“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天下大治局面。此时的“贤臣”，不仅是君主的助手，更是破解时代难题的关键力量，他们的存在，让“天下治”从理想变为现实。

（二）武王时代的兴周大业与十乱臣之功

武王所处的商周交替之际，治理需求从“稳定秩序”转向“推翻暴政、建立新朝”。当时商纣王暴虐无道，“好酒淫乐，嬖于妇人”“重刑辟，有炮格之法”，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诸侯纷纷背离商朝。周武王要实现“吊民伐罪、建立周朝”的大业，必须依靠一批“能谋善战、善治善政”的贤臣，而“乱臣十人”（“乱”通“治”，指能治理国家的贤臣）正是他兴周的核心团队。

据《尚书?泰誓》《史记?周本纪》记载，武王的十位乱臣涵盖了军事、谋略、政务、教化等多个领域：周公旦（武王之弟）擅长谋略与政务，在武王伐纣前协助制定战略，伐纣后又主持制定礼乐制度，为周朝的稳定奠定基础；召公奭（召公）以公正贤明着称，曾与周公旦分治天下，“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以东，周公主之”，他治理期间“百姓怀之”，留下“甘棠遗爱”的佳话；太公望（姜子牙）是军事统帅，“博闻强识，明于治乱之道”，在牧野之战中指挥周军大败商军，为武王灭商立下汗马功劳；毕公高、荣公、太颠、闳夭、散宜生、南宫适等贤臣，则分别在政务管理、物资筹备、外交联络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其中太颠、闳夭、散宜生曾冒险从商纣王手中救出周文王，为兴周大业保留了核心力量；而孔子提到的“有妇人焉”，据后世注解多认为是武王之母太姒或王后邑姜，太姒以“仁孝”之德辅佐武王，邑姜则在后宫治理与教化方面贡献力量，二人虽为女性，却以贤德与智慧成为乱臣团队的重要一员。

这十位乱臣，如同武王的“十大支柱”，在伐纣兴周的过程中各司其职、协同作战：太公望领兵破敌，周公旦、召公奭谋划政务，太颠、闳夭筹备物资，太姒、邑姜以德化人。正是依靠他们的共同努力，武王才能“三分天下有其二”，最终在牧野之战中一举灭商，建立周朝，并推行“德治”，让百姓从商纣的暴政中解脱，实现“天下归心”的治理局面。此时的“贤臣”，不仅是新王朝的建立者，更是新秩序的构建者，他们的能力与品德，直接决定了新王朝的治理水平。

（三）“唐虞之际，于斯为盛”：盛世背后的人才稀缺

孔子为何感叹“唐虞之际，于斯为盛”？因为舜的唐虞时代与武王的周初时代，是上古至周初少有的“贤臣汇聚”的盛世——舜有五臣定天下，武王有十乱臣兴周朝，这样的人才规模与质量，在当时极为罕见。但即便如此，孔子仍敏锐地指出“有妇人焉，九人而已”，暗示即便在盛世，男性贤臣的数量依然有限，进一步凸显“才难”的现实。

为何“才难”？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主要有三大原因：一是教育资源稀缺，上古至周初的教育主要局限于贵族阶层，平民几乎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导致人才培养的基数极小；二是选拔渠道狭窄，当时的人才选拔多依赖“举荐制”，需依靠君主或贵族的发现与举荐，许多有才能的平民难以被发掘；三是治理需求严苛，当时的贤臣不仅需要具备专业能力（如治水、军事、政务），还需兼具高尚品德（如仁、孝、公、廉），“德才兼备”的标准让人才筛选更为严格。正是这些因素，让“贤臣”成为稀缺资源，即便在唐虞、周初这样的盛世，也难以大规模涌现，这也正是孔子发出“才难，不其然乎”感慨的深层原因。

二、解析“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贤臣治国的核心逻辑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却蕴含着“贤臣治国”的核心逻辑——君主的品德与愿景需通过贤臣的能力与实践落地，贤臣的“专才”与“协同”，是实现“天下治”的关键。这种逻辑，不仅适用于上古时代，更成为后世治国理政的重要范式。

（一）“臣专其责”：专业能力是贤臣的核心价值

舜的五位贤臣，最大的特点是“各专其责、各有专长”——禹善治水、稷善农耕、契善教化、皋陶善司法、伯益善资源管理，他们每个人都是所在领域的“专家”，能够精准解决该领域的治理难题。这种“臣专其责”的模式，打破了“君主万能”的误区，让治理从“君主一人决策”转向“贤臣各展所长”，极大提升了治理效率与质量。

1。禹：治水专家的“问题导向”治理

禹的核心价值在于他的“治水专业能力”。当时的洪水问题是上古时代最严峻的民生危机，尧曾任命禹的父亲鲧治水，鲧采用“堵”的方法，九年而不成，反而导致洪水泛滥更甚。禹接任后，并未盲目沿用旧法，而是通过“实地考察”掌握洪水规律，提出“疏”的治水理念——“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走遍天下勘察地形，疏通河道，将洪水引入大海。他的治理不是“拍脑袋决策”，而是基于专业知识与实践经验的“问题导向”治理，最终成功解决了困扰上古社会多年的洪水问题。这种“专业能力解决专业问题”的模式，是贤臣价值的核心体现——君主即便有解决问题的意愿，若缺乏专业能力，也难以落地，而贤臣的专业能力，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白。

2。皋陶：司法专家的“公正导向”治理

皋陶的核心价值在于他的“司法专业能力”与“公正理念”。上古时代，社会秩序混乱，部落间的冲突与个人间的纠纷频发，亟需一套公正的司法体系来规范行为。皋陶作为司法专家，制定了“五刑”，却并未滥用刑罚，而是主张“慎刑”——“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根据罪行的轻重判处不同刑罚，对可宽恕的罪犯则处以流放，且流放地根据罪行轻重分为三等。他还注重“道德教化”，认为“刑期于无刑”，刑罚的最终目的是让百姓知敬畏、守规矩，从而不再犯罪。这种“公正导向”的司法治理，既维护了社会秩序，又避免了暴政，体现了贤臣“专业能力与道德理念相结合”的治理智慧。

（二）“协同共治”：贤臣团队的合力效应

舜的五位贤臣虽各专其责，却并非孤立工作，而是形成了“协同共治”的团队效应——治水需要农业支持（稷的农耕），农业需要资源保障（伯益的资源管理），资源管理需要秩序维护（皋陶的司法），秩序维护需要伦理支撑（契的教化），而所有领域的治理又都围绕“解民困、安天下”的共同目标。这种“协同共治”的模式，让贤臣的个人能力转化为团队合力，最终实现“1+1＞2”的治理效果。

例如，禹治水的过程中，不仅需要伯益协助管理山林川泽，避免治水过程中破坏自然资源；还需要稷指导百姓在治水后的土地上种植五谷，确保百姓有饭吃；同时，契推行的“五教”让百姓更易配合治水工作，减少冲突；皋陶的司法则为治水过程中的资源分配与纠纷解决提供保障。五位贤臣虽分工不同，却围绕“治水”这一核心任务协同作战，最终不仅解决了洪水问题，还同步推动了农业发展、伦理构建与秩序维护，实现了“一举多得”的治理效果。这种“协同共治”的模式，证明贤臣治国不是“单个贤臣的单打独斗”，而是“贤臣团队的集体作战”，只有通过团队协同，才能应对复杂的治理难题，实现“天下治”的目标。

（三）“君明臣贤”：君主与贤臣的良性互动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的前提，是“君明”——舜的贤明为贤臣发挥作用提供了保障。舜的“明”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识才”，他能从众多人中发现禹、稷、契、皋陶、伯益的才能，不看出身、不徇私情，如禹虽为鲧之子（鲧治水失败被处死），舜却不因父过而否定禹的能力，依然任命他治水；二是“任才”，舜给予贤臣充分的信任与权力，让他们能够自主开展工作，如禹治水时“得专征伐”，拥有调动部落资源的权力，无需事事请示；三是“容才”，舜允许贤臣提出不同意见，即便意见与自己相悖，也能虚心接受，如伯益曾向禹提出“德惟善政，政在养民”的建议，舜得知后不仅认可，还将其纳入治国理念。

正是舜的“君明”，让贤臣能够“尽其才”——禹能专心治水，无需担心权力受限；稷能安心教农，无需担心资源不足；契能全力教化，无需担心理念不被认可。这种“君明臣贤”的良性互动，是贤臣治国的关键前提：若君主昏庸，即便有贤臣，也难以发挥作用（如商纣王有比干、微子等贤臣，却因君主暴虐而无法重用）；若君主贤明，却无贤臣辅佐，也难以实现天下治（如舜若没有五臣，仅凭一己之力无法解决洪水、农业、伦理等多重难题）。因此，“君明臣贤”的结合，才是“天下治”的完美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