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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8章 至公之境 孔子赞舜禹的执政智慧（第1页）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论语?泰伯》中的这句赞叹，是孔子对舜、禹两位上古圣王执政境界的至高评价。“巍巍乎”，形容舜、禹的品德与功业崇高伟大，令人敬仰；“有天下而不与焉”，则点明了他们执政的核心特质——虽拥有天下的统治权，却不将权力视为私产，不贪图权位带来的私利，始终以天下百姓的福祉为根本。在孔子心中，舜、禹的执政境界是“公天下”的典范，是后世统治者与为政者的理想标杆。春秋时期，诸侯争霸、权力私有的现象盛行，孔子对舜、禹的赞叹，不仅是对上古圣王的缅怀，更是对当时混乱政治秩序的批判与对“仁政”“公心”的呼唤。在当代社会，无论是公共治理领域，还是组织管理、个人修养层面，“有天下而不与”所蕴含的“公心”“责任”“利他”精神，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溯源：尧舜禹时代的“禅让制”与“公天下”传统

要理解孔子“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的赞叹，需先回到尧舜禹所处的上古时代，厘清“禅让制”的内涵与“公天下”的传统——正是这种以“公”为核心的政治制度与执政理念，孕育了舜、禹“有天下而不与”的崇高境界。

（一）尧舜禹时代的“禅让制”：权力传承的“至公”典范

尧舜禹时代的“禅让制”，是中国古代政治史上“公天下”的重要体现。与后世“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世袭制不同，“禅让制”的核心是“选贤与能”——统治者在晚年时，不将权力传给自己的子孙，而是通过考察，将权力禅让给品德高尚、能力出众、深得民心的贤才，确保天下能在贤明者的治理下，实现百姓安居乐业、社会和谐稳定。

据《尚书》《史记》等典籍记载，尧在晚年时，因儿子丹朱“顽凶”，不足以担当治理天下的重任，便开始寻访天下贤才。他听说舜“性至孝”，面对父亲瞽叟的愚顽、后母的嚣恶、弟弟象的傲慢，始终坚守孝道，以德报怨，且在民间治理中展现出卓越的才能，深受百姓爱戴。尧于是对舜进行了长期考察：将两个女儿娥皇、女英嫁给舜，观察他的家庭德行；让九个儿子与舜相处，观察他的待人接物；派舜负责推行教化、管理百官、主持祭祀、治理水患等事务，检验他的执政能力。经过二十八年的考察，尧确认舜具备治理天下的品德与能力，最终将天下禅让给舜。

舜执政后，同样以“公心”治理天下，他任用皋陶、后稷、契、禹等贤才，分别负责司法、农业、教化、治水等事务，使天下呈现出“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繁荣景象。在晚年时，舜因儿子商均“亦不肖”，便效仿尧的做法，考察并禅让天下给治水有功、深得民心的禹。禹因父亲鲧治水失败被处死，怀着“救民于水患”的责任感，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三过家门而不入，最终成功治理了泛滥的洪水，让百姓得以安居。舜通过长期考察，确认禹的品德与能力，将天下禅让给他。

这种“禅让制”，本质上是权力的“公器公用”——权力不是统治者的私有财产，而是治理天下、造福百姓的工具。舜、禹正是在这种制度与传统的滋养下，形成了“有天下而不与”的执政境界，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为百姓谋福祉中，而非追求个人私利。

（二）“公天下”与“私天下”的对比：孔子赞叹的时代背景

孔子之所以对舜、禹“有天下而不与”的境界发出“巍巍乎”的赞叹，与春秋时期“私天下”的政治现实形成鲜明对比。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原本“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公天下”理念被打破，诸侯将封地视为私产，为争夺土地、人口与权力相互攻伐；卿大夫则将家族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甚至出现“陪臣执国命”的现象，权力成为满足个人与家族私欲的工具。

例如，齐桓公虽以“尊王攘夷”为口号称霸诸侯，但其核心目的是扩张齐国势力，满足个人的霸权欲望；晋文公通过“退避三舍”等手段夺取霸权，本质上也是为了晋国的私利；鲁国的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分公室”，将鲁国国君的权力与土地瓜分，完全将国家权力视为私产。这种“私天下”的政治现实，导致战乱频繁、百姓流离失所，社会陷入动荡。

孔子一生致力于恢复周礼，推崇“公天下”的政治理想。在他看来，舜、禹“有天下而不与”的境界，正是“公天下”的完美体现——权力不私享、利益不独占，始终以百姓福祉为根本。因此，他对舜、禹的赞叹，既是对上古“公天下”传统的缅怀，也是对当时“私天下”政治现实的批判，更是对后世为政者树立“公心”、推行“仁政”的殷切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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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析“有天下而不与焉”：舜、禹执政境界的核心内涵

“有天下而不与焉”，看似简单的一句话，却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它不仅指舜、禹不将天下视为私产，更包括他们执政时的“无私心”“无特权”“重责任”，是“公心”“仁心”“责任心”的完美统一。

（一）“不与”的核心：权力不私享，天下为公

“有天下而不与焉”的核心，是“权力不私享”——舜、禹虽拥有治理天下的权力，却不将权力视为满足个人私欲的工具，而是将其作为“公器”，用于为百姓谋福祉、为天下谋太平。

1。不传子而传贤：权力传承的“至公”

舜、禹在权力传承上的“不与”，最直接体现在“不传子而传贤”。尧禅让天下给舜时，并非没有儿子（丹朱），而是认为丹朱品德与能力不足以治理天下，若传位给丹朱，会导致百姓受苦、天下大乱；舜禅让天下给禹时，同样如此，儿子商均“不肖”，便毅然将权力传给治水有功、深得民心的禹。这种“不传子而传贤”的选择，完全摒弃了“权力私有”的观念，将天下百姓的福祉置于个人家族利益之上，是“公天下”的极致体现。

对比后世的世袭制，舜、禹的选择更显崇高。世袭制下，统治者往往将权力视为家族私产，即便后代“不肖”，也强行传位，导致“昏君辈出”，百姓遭殃。如夏桀、商纣、周幽王等暴君，皆因世袭而登上王位，最终因暴虐无道而亡国，百姓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而舜、禹的“不传子而传贤”，则确保了权力能落在贤明者手中，实现天下的长治久安。

2。不享特权而亲民：执政过程的“无私”

舜、禹在执政过程中，也始终保持“不享特权而亲民”的作风，不将权力带来的便利与待遇视为个人应得的私利，而是与百姓同甘共苦，深入民间了解疾苦。

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在未执政前，便“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与百姓一同劳作，体验百姓的生活；执政后，他依然保持简朴的生活，“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饮食简单，却用心祭祀鬼神；穿着朴素，却将祭服做得精美；宫殿简陋，却全力治理水利。他还“巡守四方”，走遍天下，考察诸侯的政绩，倾听百姓的声音，解决百姓的困难。

禹更是以“亲民”“无私”着称。在治水过程中，他“身执耒臿，以为民先”，亲自拿着农具带头劳作，与百姓一同风餐露宿；“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宫室，致费于沟淢”，饮食衣着简朴，却将财力都投入到治水工程中；“三过家门而不入”，即便路过家门，听到孩子的哭声，也因治水任务紧急而不敢入内，完全将个人家庭情感置于百姓安危之后。执政后，禹依然保持这种作风，轻徭薄赋，关注民生，让百姓得以休养生息。

这种“不享特权而亲民”的执政作风，正是“有天下而不与焉”的生动体现——权力没有让他们变得贪图享受，反而让他们更加牢记责任，将全部精力投入到为百姓谋福祉中。

（二）“有天下”的责任：掌权即担责，利民为本

“有天下而不与焉”中的“有天下”，并非指拥有天下的所有权，而是指承担治理天下的责任。舜、禹“有天下”，意味着他们肩负起了让百姓安居乐业、让天下和谐稳定的重任，这种责任是他们执政的根本动力，也是“不与”的前提——正因为将“有天下”视为责任而非特权，他们才会不私享权力、不贪图私利。

1。治水救灾：解百姓之困的责任担当

禹治理洪水的壮举，是“有天下”即担责的最典型体现。当时，洪水泛滥，“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百姓“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生活苦不堪言。尧派鲧治水，鲧采用“堵”的方法，九年而不成，被舜处死。禹继承父业后，深知治水责任重大，若治水失败，百姓将继续遭受水患之苦。于是，他改变治水方法，采用“疏”的策略，“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走遍天下，勘察地形，疏通河道，将洪水引入大海。

在治水过程中，禹面临着无数困难：自然环境恶劣，山路崎岖、洪水汹涌；时间紧迫，洪水随时可能吞噬百姓的生命与家园；舆论压力巨大，父亲治水失败被处死，他若失败，不仅会辜负舜的信任，更会让百姓失望。但禹始终没有退缩，以“舍生忘死”的精神承担起治水的责任，最终成功治理洪水，“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百姓得以回到平原安居乐业。

这种“解百姓之困”的责任担当，正是“有天下”的核心内涵——掌权者的首要责任，是解决百姓最迫切的困难，让百姓过上安稳的生活，而非追求个人的权势与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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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教化百姓：促社会和谐的责任担当

舜执政时，同样以“教化百姓、促社会和谐”为重要责任。当时，社会秩序尚未完全建立，百姓之间存在“父子不亲、君臣不义、夫妇不和、长幼无序、朋友不信”等问题。舜深知，仅靠刑罚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必须通过教化，让百姓树立道德观念，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

于是，舜任命契为司徒，负责推行“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教导百姓遵守家庭伦理与社会道德；任命皋陶为大理，负责制定刑罚，“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度，五度三居”，通过刑罚辅助教化，让百姓知敬畏、守规矩；同时，他还亲自以身作则，以孝悌、诚信、仁爱等品德影响百姓，让百姓“见善则迁，有过则改”。

经过舜的教化与治理，社会风气得到显着改善，“百姓亲和，诸侯顺服”，形成了“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的和谐局面。这种“促社会和谐”的责任担当，同样是“有天下”的重要内涵——掌权者不仅要解决百姓的物质困难，还要关注百姓的精神需求，通过教化提升百姓的道德素养，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

三、孔子赞舜禹的深层用意：对“仁政”与“公心”的呼唤

孔子生活在春秋时期，面对“礼崩乐坏”“诸侯争霸”的混乱局面，他一生致力于恢复周礼，推行“仁政”，而舜、禹“有天下而不与焉”的执政境界，正是他心中“仁政”与“公心”的完美典范。因此，他对舜禹的赞叹，背后蕴含着深层的用意——既是对上古“公天下”传统的缅怀，也是对当时政治现实的批判，更是对后世为政者与士人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