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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第1页）

李雪莲头一回见到董宪法，是在县法院门口。

董宪法是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董宪法今年五十二岁，矮，胖，腆着肚子。董宪法在法院工作二十年了。二十年前，董宪法从部队转业，回到县里工作。当时县上有三个单位缺人：畜牧局，卫生局，还有县法院。县委组织部长翻看董宪法的档案材料：

“从材料上，看不出他有啥特长，但看他的名字，不该去畜牧局，也不该去卫生局，应该去法院，‘懂’宪法，就是懂法律嘛。”

于是董宪法就来到了法院。董宪法在部队当营长，按级别论，到法院给安排了个庭长。十年后，不当庭长了，升任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说是升任，法院系统的人都知道，是明升暗降。这个专职委员，只是一个业务职位，并无实权。名义上享受副院长待遇，但不是副院长；审案、判案、出门用车、签字报销，权力还不如一个庭长。换句话，董宪法的庭长，是给挤下去的；或者，是给挤上去的。这个专职委员，董宪法一当又是十年，离退休已经不远了。二十年前，他上边的院长、副院长都比他年龄大；如今的院长、副院长都比他年轻；从年龄讲，董宪法也算是老资格了。正因为是老资格，二十年只混到一个“专委”，不见进步；或者说，从庭长到“专委”，等于是退步；就被同事们看不起。比同事们看不起董宪法的，是董宪法自己。同事们看不起他是在平时，董宪法看不起自己是在关键时候；好几次该当副院长时，他没把握好机会；按说专委离副院长比庭长近，但好几个庭长越过他当了副院长，他仍原地未动。关键时候，不是比平时更重要？平时的点滴积累，不都是为了关键时候？比这更关键的是，同事们觉得他二十年没上去是因为窝囊，董宪法觉得自己没上去是因为正直。觉得自己不会巴结人，不会送礼，不会贪赃枉法，才错过了关键时候。董宪法有些悲壮，也有些灰心。当正义变为灰心时，董宪法便有些得过且过。比这些更重要的是，董宪法压根儿不喜欢法院的工作。不喜欢不是觉得法律不重要，而是他打小喜欢做的，是把事往一块拢，而不是往两边拆，而法院的工作，整天干的全是拆的事。好事大家不来打官司。就像医生，整天接触的都不是正常人，而是病人一样。医院盼的是人生病，法院盼的是麻烦和官司；没有生病和官司，医院和法院都得关门。董宪法觉得自己入错了行，这才是最关键的。董宪法觉得，牲口市上的牲口牙子，与人在袖子里捏手、撮合双方买卖，都比法院的工作强。但一个法院的专委，也不能撂下专委不干，去集上卖牲口。如去卖牲口，董宪法自个儿没啥，世上所有的人会疯了：他们会觉得董宪法疯了。所以董宪法整日当着专委，心里却闷闷不乐。别人见董宪法闷闷不乐，以为他为了二十年没进步和专委的事，喝酒的时候，还替他打抱不平。董宪法闷闷不乐也为二十年没进步和专委的事，但比这些更重要的，他干脆不想当这个专委，想去集市上当牲口牙子。更闷闷不乐的是，这个闷闷不乐还不能说。于是董宪法对自个儿的工作，除了得过且过，还对周边的环境和人有些厌烦。正因为得过且过和厌烦，董宪法便有些破碗破摔，工作之余，最大的爱好是喝酒。按说他当着审判委员会的专委，审判委员会也研究案子，或者说，董宪法也掺乎案子，原告被告都会请他喝酒；但久而久之，大家见他只能研究和掺乎，不能拍板，说起话来，还不如一个庭长或法官，便无人找他啰唆。外面无人请他喝酒，董宪法可以与法院的同事喝。但法院的同事见他二十年不进步，想着以后也不会进步了，只能等着退休了；一个毫无希望的人，也无人浪费工夫与他喝酒。法院是个每天有人请酒的地方，但董宪法身在法院，却无人请他喝酒。长时间无处喝酒，也把人憋死了。久而久之，董宪法已经沦落到蹭人酒喝的地步。每天一到中午十一点，董宪法便到法院门口踱步。原告或被告请别的法官喝酒，大家从法院出来，碰见董宪法在门口踱步，同事只好随口说：

“老董，一块儿吃饭去吧。”

董宪法一开始还犹豫：

“还有事。”

不等对方接话，马上又说：

“有啥事，不能下午办呀。”

又说：

“有多少鸭子，不能下午赶下河呀。”

便随人吃饭喝酒去了。

久而久之，同事出门再见到董宪法，便把话说到前头：

“老董，知你忙，今儿吃饭就不让你了。”

董宪法倒急了：

“我没说忙，你咋知道我忙？啥意思？想吃独食呀？”

又说：

“别拿我不当回事，明告诉你们，我老董在法院工作二十年了，忙也许帮不上你们，要想坏你们的事，还是容易的。”

倒让同事不好意思：

“你看，说着说着急了，不就开个玩笑吗？”

大家一起去喝酒。再久而久之，同事出去吃饭，不敢走法院前门，都从后门溜，知道前门有个董宪法在候着。李雪莲见到董宪法，就是董宪法在法院门口溜达的时候。状告秦玉河之前，李雪莲没打过官司，不知道董宪法是谁。上回王公道开庭，判李雪莲败诉，李雪莲不服；不但不服王公道的判决，连王公道也不信了。她想重打官司。如果重打官司，就不单是状告秦玉河的事了；在把她和秦玉河去年离婚的事推翻之前，先得把王公道的判决给推翻了；只有推翻这个判决，事情才可以重新说起。不打官司只是一件事儿，打起官司，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了。但李雪莲只知道重打官司得把王公道的判决推翻，并不知道怎样才能把这个判决推翻；想着能推翻王公道判决的，必定是在法院能管住王公道的人。王公道在县法院民事一庭工作，李雪莲便去找民事一庭的庭长。一庭的庭长姓贾。老贾知道这是桩难缠的案子；比案子更难缠的，是告状的人；比人更难缠的是，一眼就能看出，这妇女不懂法律程序；而把一整套法律程序讲清楚，比断一件案子还难；老贾也是害怕事情越说越多，说来说去，反倒把自己缠在里面了。李雪莲找老贾是下午六点，老贾晚上还有饭局，也是急着出去喝酒，便灵机一动，化繁就简，把这麻烦推给了法院的专委董宪法。推给董宪法并不是他跟董宪法过不去，而是他不敢推给别的上级，如几个副院长；更不敢推给院长；何况他平日就爱跟董宪法斗嘴；两人见面，不骂嘴不打招呼；昨天晚上，老贾又在酒桌上和董宪法斗过酒；便想将这气继续斗下去。老贾故意嘬着牙花子：

“这案子很难缠呀。”

李雪莲：

“本来不难缠，是你们给弄难缠了。”

老贾：

“案子已经判了，一判，就代表法院，要想推翻，我的官太小，推不动呀。”

李雪莲：

“你推不动，谁能推得动？”

老贾故意想了想：

“我给你说一个人，你不能说是我说的。”

李雪莲不解：

“打官司，又不是偷东西，咋还背着人呀？”

老贾：

“这人管的难缠的案子太多，再给他推，他会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