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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就是期盼已久的国庆长假,沈静心中却无半分轻松。作为望海县工商联党组书记,她肩负的职责让她无法停下脚步。上午临下班时,县委第二巡察组来电通知,单位上周提交的五年工作报告初稿已审核完毕,要求节后上班立即提交修改稿。
下午一上班,沈静准时出现在巡察组会议室。组长笑盈盈地为她递上一杯热茶,随即与副组长开始逐条反馈修改意见。结束时,组长略带歉意地说:“沈书记,前几天实在抽不出空审稿,眼看要放假了,还得辛苦您加班。”沈静早已习惯,这已是她第三次以党组织负责人身份迎接巡察,深知报告不经过几轮修改难以定稿。她谦和回应:“王组长言重了,这是分内之事,倒是我们工作不够到位,让您费心了。”
回到办公室,沈静立即投入修改工作。隔壁分别是办公室主任和一名临聘人员的办公间。整个工商联长期维持在三人规模——两名在编干部,外加一名临聘人员。每逢此类紧要关头,她总会体贴地让家在外地的同事提前离岗,独自留守。这份体贴背后,藏着难以言说的无奈。
月初县委召开巡察动员大会后,沈静第一时间传达部署。尽管仅有三人,所有规定动作必须到位。分工时,她主动承担了五年工作报告的撰写,由办公室主任负责财务和文书资料整理。
工作部署刚定,办公室主任便因私事告假三日。待其返岗,沈静的工作报告初稿已然成型。不料两天后,主任再度因病告假,堆积如山的文书资料整理工作,只得由沈静亲自接手。
恰在此时,县委宣传部关于意识形态专项巡察的配套通知也已同步下达,其文件厚度与工作要求,丝毫不亚于主责巡察。厚厚的清单罗列着五年工作报告的详尽要求和庞杂的资料目录,所有材料都必须在巡察组正式进驻前悉数备齐。
提交报告时,巡察组长提醒沈静留下执笔人联系方式。她自然留下自己的手机号,组长略显诧异。听她解释单位人员结构后,组长方才了然。长期在大单位工作的他,想必难以想象本该由办公室主任牵头的工作,竟由党组书记亲力亲为。
组长的反应,让沈静恍然间想起了五年前的境况。那时她刚转任县委统战部副部长兼民宗局局长,同时担任工商联党组书记。任前谈话明确她的工作重心在民宗局,然而一个月后工商联就迎来常规巡察,这份政治责任最终还是落到了她的肩上。
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时,汉语言文学专业出身的办公室主任,连最基本的个人剖析材料也成了难题。沈静前后三次将她请到办公室,逐条讲解要求,几乎是口授了框架和要点。然而,落到文字上,主任依然不知所措,最终只勉强凑出半页纸。内容东拉西扯,逻辑断裂,读来令人啼笑皆非。眼看提交时限将至,沈静只得将她那篇“狗屁不通”的初稿放到一边,亲自提笔重写,这才勉强通过了巡察组的审核。
巡察末期,巡察组反馈指出办公室主任历年民主生活会材料与党支部书记材料高度雷同。党支部书记(统战部一名副部长)被约谈,沈静被要求对主任开展批评教育。而那位“未经历过历练”的党外专职副主席,因“不建工会不落实职工待遇”“考核连年垫底”“配合巡察态度不端”等负面评价,在巡察结束后,非但未能如愿晋升常务(正科级)——这原本是时任主席正全力为其争取的机会——反而迎来了县级年终考核排名末位,最终黯然调离县工商联。
完成意识形态专项巡察材料准备后,办公室主任病愈返岗。沈静提醒抓紧准备财务资料,时间已显紧迫。这些年来,单位的临聘人员如流水般更替,除了一名踏实肯干的小姑娘,其余都有各自来头。那些有背景的同志,办公桌上永远堆满公考书籍,工商联不过是他们仕途的跳板。
这些同志不时制造“意外”。一次精心筹备的企业家沙龙活动前,有位外地出差的企业家特意调整行程,千里迢迢飞回参会。沈静书记深知这位企业家的诚意,前前后后不下四次叮嘱经办人员:“座位牌一个都不能漏,尤其是专程赶回来的这位,漏了显得我们太不尊重人。”
活动当天,沈静忙于迎接各路嘉宾,想到已有办公室主任在场协同落实,便没有亲自核对座位牌摆放。谁知最令人担忧的情况还是发生了——桌上偏偏漏放了那位飞行千里赶来的企业家的座位牌,而其他几位被遗漏的企业家倒是不太介意,纷纷择空位坐下。
当这位风尘仆仆赶来的企业家发现自己连个名姓都没有时,顿时脸色铁青。“我是开挖机的,没资格参加你们这么高规格的活动!”他当场撂下话,拂袖而去。沈静得知后立即致电道歉,好话说尽,却始终未能平息对方的怒火。
这位捅了娄子的同志,当初经某副县长亲自关照入职,直到政策调整不得不离任时,那堆翻烂的公考书籍也未能帮他端上“铁饭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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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节当天轮到沈静值班,她继续修改报告。傍晚近六点,将完善后的报告发到主席办公群,请兼任主席的县领导审核,并提示办公室主任查阅。她特别强调报告需见人见事,问题要找准,整改条件要核实,这些都需要党政班子认真研究。发出后立即电话提醒,主任秒回“有意见”。主席回复:“按巡察组要求办即可,我抽不出时间审。”
沈静再次致电办公室主任确认意见,对方十分惊讶:“我回复了‘没有意见’啊!”电话那头传来“哗啦啦”的麻将声,夹杂着“和了”的欢呼。挂断前,主任突然反问:“报告那天发群里,王主席不是审过说可以了吗?”同样经历过巡察的党组成员,对这份重要报告的态度竟如此轻率。
此刻,沈静想起这位办公室主任日常那些令人无言以对的请示:“我们借用财政局的会议室,是他们负责布置会场,还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布置?”“我给民政局的经办人员发了信息,对方一直没回复,这该怎么办?”“我打电话联系了张总,他没接听,可能是人家不想理会我们,我也没办法了。”
诸如此类,她似乎从不主动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凡碰到一点需要判断或协调的事务,第一反应就是向上请示、开口叫苦,将问题原封不动地推给领导。
沈静最终通读报告后送交巡察组副组长,在办公室等待反馈。次日零点过后,反馈意见才到,她修改完毕,将存有报告的U盘放入办公室主任抽屉,发信息提示:因节后将推迟一天返岗,请其按时提交巡察组。这个任务本不复杂,但鉴于主任没有细看消息的习惯,节后返程中,沈静又特意电话提醒。
两年前脱贫成果巩固迎检前夕,沈静在工作群里详细通知了次日下乡的安排。办公室主任几乎是秒回了一个“收到”。然而第二天清晨集合时,却迟迟不见其踪影。电话接通后,那头传来的声音还带着睡意:“啊?今天要下乡吗?怎么没接到通知呢?”——她压根就没细看那条通知的具体内容。
最终,沈静独自一人下村完成了所有工作。自那以后,每逢重要通知发出,无论对方是否回复,她都必定会再追一个电话确认。这也是她基于教训为自己设立的、一道冰冷而毫无信任的防线。
当年在县志办工作时,沈静就听闻这位办公室主任背景不凡。初到工商联主持工作,某县领导便特意嘱咐:“杨月娥同志身体不太好,你作为领导要多关照。”见沈静似未完全领会,又意味深长地补了一句:“她也是年过不惑的人了,工作上不必太压担子。”
这番话让沈静暗自诧异——她分明记得档案上记载,杨月娥比自己还要小上两岁。但面对领导的“关怀”,她只能点头称是。同样,对另一位由要害部门领导关照的临聘人员,沈静出于大局考虑,也始终不敢轻易“压担子”。
国庆第二天,沈静正准备外出,接到巡察组副组长电话,提醒报告需经主席审定、班子研究。她语气坚定却内心忐忑地回答:“李组长,我们班子已审核。”周前,二十多页的初稿完成后,她第一时间发群并电话提醒,办公室主任秒回“无意见”。她又致电出差在外的主席,得到“知道了”的回复。一周后巡察组催稿,她再次提醒主席,却被不耐烦地怼回:“这些事情你们处理就行,我不看了。”这时她才明白,繁忙的主席根本无暇审稿。
所有压力,最终全数落在了沈静一人肩上。她深知,若报告中问题找得过于尖锐,或后续整改条件不具备,那位秒回“无意见”的办公室主任,届时大可轻松以“我不知道”“我没参与”来推脱;而作为行政主官的主席,也难免会怪罪于她。
在这种左右为难、如履薄冰的境地下,沈静只得再次私信主席,言辞恳切地说明利害,请他能挤出时间过目。这一次,主席似是觉察到了她字里行间的沉重与坚持。几分钟后,电话响起,那头传来他平静的声音:“我看过了,稿子没问题。”
沈静握着手机,悬了数日的心,终于稍微落下一些。
对办公室主任,主席和沈静有着同样忧虑。除了必须承担的财务工作外,因主客观原因,她“错失”了许多参与业务工作的机会。近两年来,体谅其术后不便,下乡帮扶都是沈静只身前往。而“我不知道”“不清楚”“没有参加”“没经办”不知从何时起,成了主任理直气壮的口头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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