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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4章 日本森永砒霜奶粉案（第2页）

3。1企业推诿：森永的否认与甩锅

森永公司在事件曝光后的反应令人失望。面对确凿的证据，森永公司不仅没有立即承认错误，反而试图推卸责任，声称奶粉中含有砒霜是原材料供应商的错，与森永无关。

森永公司的发言人表示，他们由于相信第二磷酸苏打的供货商提供的货品质量，所以自己没有检查的义务。这种推诿责任的态度引起了受害者家长们的极大不满。森永公司还试图通过支付慰问金的方式来草草了事，提出给住院患儿家庭慰问费1万日元（约600元人民币），其他患儿家庭3000日元（约180元人民币），并收回问题奶粉。

这种敷衍了事的处理方式完全无视了受害者家庭的巨大痛苦和损失，也显示出森永公司对消费者生命健康的漠视。更令人气愤的是，森永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从未公开道歉，也没有承担起应有的责任。

与此同时，原材料供应商也喊冤叫屈，认为自己根本不知道森永乳业会将那些工业用品用于食品加工。这种企业之间的互相推诿，使得受害者家庭在寻求正义的道路上遇到了巨大的障碍。

3。2政府介入：看似公正实则偏袒的调查

在受害者家长们的强烈呼吁下，日本政府主管部门出面挑选专家，组成了专门委员会，研究受害者的诊断标准和赔偿方案。然而，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公正的第三方调查组织，实际上存在严重的利益冲突。

调查委员会的活动经费都由企业协会"日本乳制品协会"支付，而森永正是这个协会的重头企业。在森永公司不断的"关注"下，两个调查组在3个月后先后得出结论——"没有必要建立特别的赔偿"和"不存在后遗症"。

1956年1月，在"全协"（森永奶粉被害者同盟全国协会）再三要求下，森永公司同意再次给受害婴儿体检，但只能到其指定的医院做检查。结果可想而知，这些由森永指定的医院出具的检查报告几乎都宣称婴儿们"完全康复"，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

为了调节矛盾，日本政府厚生省还成立了一个由5名学者权威组成的"五人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刚一成立，就出台了一份调解赔偿意见书，内容令人震惊：所有死亡者一律赔偿25万日元，生存者不问轻症重症一律赔偿1万日元，此次中毒事件完全不必担心后遗症影响。

这份明显袒护森永公司的"一刀切"式赔偿意见书，遭到了受害者家长们的一致拒绝。他们要求森永公司不仅必须承担患儿治疗、住院、定期检查的所有费用，而且对所有后遗症患儿进行经济补偿，具体要求为给死亡患儿家庭一次性250万日元，给重症患儿的家庭100万日元，给中等症状的患儿家庭70万日元，给症状较轻的患儿家庭30万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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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专家沉默：医学界的集体失声

在整个事件调查过程中，日本的专家们也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一直到1968年，都没有一名医生或专家明确地说出森永集团奶粉中毒就是砒霜中毒这样简单的事实。他们只是表示这是由于添加剂中含有某种成分造成了中毒，但具体情况却始终以技术原因为由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

这种集体沉默使得受害者家庭在寻求医学证明和赔偿的道路上举步维艰。即使家长们带着孩子四处求医，询问医生自己的孩子到底是不是砒霜中毒后遗症，也很难得到一句肯定的回答。

1956年6月到9月，在冈山县政府协助下，冈山县有1500名受害儿童接受了由日本幼儿保健学会的六名医学专家专门制定的精密检查。检查结束后，专家们得出的一致意见是"完全不必担心后遗症问题"。

这种由权威专家做出的结论，成为了森永公司拒绝承担责任的依据，也成为了政府和媒体忽视受害者诉求的理由。直到多年后，一位名叫丸山博的大阪大学教授通过深入研究，才最终证实了受害者的各种病症确实是毒奶粉造成的，而这个过程整整花了14年。

四、维权之路：一场马拉松式的抗争

4。1"全协"的成立与初期努力

面对森永公司的冷漠和政府的偏袒，受害者家长们决定团结起来，共同维权。他们自发组成了"森永奶粉被害者同盟全国协会"（简称"全协"），推举冈崎哲夫为负责人。冈崎哲夫的女儿百合子也是此次事件的受害者之一。

"全协"的成立标志着受害者们开始了一场漫长而艰难的维权之路。他们不仅要面对强大的企业和政府压力，还要应对来自社会各方面的质疑和冷漠。然而，为了给孩子们讨回公道，这些家长们没有退缩。

"全协"向森永公司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森永公司必须负担患儿治疗、住院、定期检查的所有费用；对所有后遗症患儿进行经济补偿；一次性付清死亡患儿家庭250万日元，重症家庭100万日元，中等症状70万日元，轻症30万日元赔款。

此外，"全协"还要求森永公司设立定期体检制度以及砒霜中毒症研究机关，因为对于幸存儿童而言，父母们最为担心的是砒霜中毒之后，究竟会不会出现后遗症。

4。2抵制与解散：维权的挫折与坚持

面对"全协"的合理要求，森永公司和日本政府都采取了消极应对的态度。在多次交涉无果后，愤怒的"全协"发起了第一场"抵制森永产品"运动。然而，这场运动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当时的日本正处于战后恢复期，在经济高度发展的背景下，人们更多关注的是自身的温饱问题，对他人的不幸往往无暇顾及。这种社会氛围使得"全协"的抵制运动难以获得广泛支持，最终以失败告终。

1956年，在"全协"再三要求下，森永公司同意给受害儿童再次体检，但提出必须到其指定的医院进行，否则费用概不负责。在森永公司指定的医院，大部分接受体检的受害儿童父母都收到了"完全康复"的体检结果证明。这种明显偏向森永公司的检查结果，让"全协"陷入了困境。

由于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1956年"全协"被迫解散。然而，维权的火种并没有熄灭。冈崎哲夫带领一部分坚持维权的家长，成立了"冈山县森永奶粉中毒儿童守护会"，继续为受害儿童奔走。没有人能想到，这将是一场长达10余年的艰难历程。

4。3守护会的坚持：4人的孤军奋战

"冈山县森永奶粉中毒儿童守护会"成立后，面临着诸多困难。随着时间的推移，参加维权活动的家长逐年减少，到1960年8月，守护会在东京召开第6次大会时，只剩下以冈崎哲夫为首的4名成员。

这4名成员没有活动资金，没有开会场地，只能自带大米和帐篷在野外聚会，步行去国会找厚生大臣请愿，找到森永社长的家以及森永公司总部寻求交涉。在东京的一周时间里，他们因为用光了本就不多的盘缠，最后不得不找到警察署寻求保护。

尽管面临着如此艰难的处境，这4名家长依然没有放弃。他们坚信正义终会到来，为了孩子们的未来，他们必须坚持到底。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成为了后来维权运动重新兴起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