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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8章 山东未成年杀害同学案（第3页）

扈强案件引发了社会对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广泛讨论。我国《刑法》规定，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这一规定意味着，对于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无论实施何种严重犯罪，都不承担刑事责任。而对于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也只对特定的八种严重犯罪承担刑事责任。

一些人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未成年人身心发育的提前，现行的刑事责任年龄规定已经不能适应现实需要，应该适当降低刑事责任年龄，以更好地应对低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

7。2未成年人犯罪量刑的平衡点

扈强案件中，一审和二审判决的差异，反映了司法机关在对未成年人犯罪量刑时面临的困难和挑战。如何在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之间找到平衡点，是一个复杂而敏感的问题。

一方面，未成年人的心智尚未完全成熟，对自己行为的性质和后果的认识可能不够充分，因此需要法律的特殊保护。另一方面，对于那些犯罪情节特别严重、主观恶性极大的未成年人，如果处罚过轻，不仅无法达到教育挽救的目的，还可能对社会产生不良影响。

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工作"宽容，而不纵容"的原则，为解决这一困境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思路。这一原则强调，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既要给予必要的宽容和理解，又不能纵容其犯罪行为，而应该根据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后果，以及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和悔罪表现，实行差异化的处理方式。

7。3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思考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应当对相关犯罪记录予以封存。犯罪记录被封存后，不得向任何单位和个人提供，但司法机关为办案需要或者有关单位根据国家规定进行查询的除外。依法进行查询的单位，应当对被封存的犯罪记录的情况予以保密。

这一制度的目的是保护未成年人的隐私，避免其因一次犯罪而终身受到歧视和影响，为其重新融入社会创造条件。然而，在实践中，这一制度也面临一些挑战。例如，如何平衡犯罪记录封存与公众知情权之间的关系，如何确保封存的犯罪记录不被非法泄露等。

扈强案件引发了人们对这一制度的思考。对于那些犯罪情节特别严重、主观恶性极大的未成年人，是否应该对其犯罪记录进行封存，或者是否应该在封存的同时，保留一定的查询渠道，以便相关部门进行监督和管理，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八、案件的延伸：近年来的类似案例与法律发展

8。1近年来的类似案例

自扈强案件之后，我国又发生了多起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案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2024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提到了一起"未满十四周岁初中生杀害同学埋尸案"，主犯被依法顶格判处无期徒刑，同案未参与犯罪预谋和加害行为的被告人，依法不予刑事处罚。

同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也提到，2024年，全国检察机关起诉未成年人犯罪5。7万人，核准追诉初中生杀害同学埋尸案等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34人。这些数据表明，低龄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问题仍然存在，需要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

此外，还有一些案例显示，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司法机关越来越倾向于根据犯罪的严重程度和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实行差异化的处理方式。例如，在一些案件中，主犯被判处无期徒刑，从犯则根据其在犯罪中的作用和情节，被判处不同期限的有期徒刑或者不予刑事处罚。

8。2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修订与完善

为了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预防和矫治未成年人犯罪，我国近年来对《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进行了修订和完善。

2020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进一步强化了家庭、学校、社会和司法等各方面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责任，明确了未成年人保护的原则和内容。同时，修订后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对未成年人不良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的预防、干预和矫治作出了更加具体的规定，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体系。

这些法律的修订和完善，反映了我国对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预防工作的重视，也为今后处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提供了更加完善的法律依据。

8。3社会对未成年人犯罪态度的变化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们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一方面，社会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意识不断增强，更加关注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和权益保障。另一方面，对于那些犯罪情节特别严重、主观恶性极大的未成年人，社会舆论也越来越倾向于支持依法严惩，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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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变化反映了社会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认识的深入和成熟。人们逐渐认识到，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统一的。对于那些犯罪情节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人，应该以教育挽救为主；而对于那些犯罪情节严重、主观恶性极大的未成年人，则应该依法严惩，以体现法律的尊严和社会的公正。

九、冷峻的反思：悲剧背后的深层思考

9。1家庭、学校、社会在未成年人教育中的责任

扈强案件以及近年来发生的多起未成年人严重暴力犯罪案件，都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未成年人的教育不仅仅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学校和社会的共同责任。

在家庭方面，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的教育方式和家庭环境对孩子的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扈强的案例表明，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可能导致孩子产生逆反心理和暴力倾向。因此，家长应该学习科学的教育方法，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及时发现和解决孩子成长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在学校方面，学校应该加强对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和行为规范教育，建立健全校园欺凌预防和处理机制，及时发现和干预学生之间的矛盾冲突。同时，学校还应该加强与家长的沟通和合作，共同关注学生的成长和发展。

在社会方面，社会环境对未成年人的成长也有着重要影响。不良的社会风气、暴力文化的传播等，都可能对未成年人产生负面影响。因此，社会应该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加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和引导。

9。2法律在保护与惩戒之间的平衡艺术

如何在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之间找到平衡点，是法律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我国的未成年人司法制度一直在探索这一平衡，近年来的发展趋势是更加注重根据犯罪的严重程度和犯罪人的主观恶性，实行差异化的处理方式。

"宽容而不纵容"的原则，为这一平衡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这一原则强调，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既要给予必要的宽容和理解，又不能纵容其犯罪行为。对于那些犯罪情节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人，应该以教育挽救为主；而对于那些犯罪情节严重、主观恶性极大的未成年人，则应该依法严惩，以体现法律的尊严和社会的公正。

这种平衡艺术的实现，需要司法机关根据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作出公正合理的判决。同时，也需要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共同推动未成年人司法制度的完善和发展。

9。3未来展望：构建更加完善的未成年人保护与惩戒体系

面对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我们需要构建一个更加完善的保护与惩戒体系，既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又有效预防和惩治未成年人犯罪。

首先，应该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预防的法律法规，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提供更加坚实的法律保障。其次，应该加强对未成年人不良行为和严重不良行为的早期干预和矫治，防止小问题演变成大问题。再次，应该建立健全未成年人犯罪的分级处理机制，根据犯罪的严重程度和犯罪人的主观恶性，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最后，应该加强对犯罪未成年人的教育矫治和回归社会的支持，帮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只有构建这样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未成年人保护与惩戒体系，才能有效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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