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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6回忆录16（第1页）

二十八、景熙承平：内固根基与外拓新局

景熙三年，南夏国势如日中天。新帝慕容瑾承永曜之余烈，内修政理，外拓邦交，将“景熙新政”稳步推进。然而，盛世之下，潜流暗涌。全球化带来的不仅是财富与繁荣，亦伴随着前所未有的复杂挑战。慕容瑾深知，守成之君更需开拓之志与明察之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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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过热与产业转型之困

随着海贸规模空前扩大，东南沿海地区积累了巨额财富，但也出现了“脱实向虚”的苗头。大量资本涌入航运、票据投机与奢侈品贸易，而关乎国本的农业、基础手工业以及初生的科技工业，却因利润相对微薄而面临资本流失、后继乏力的风险。苏州、杭州等地丝织工坊虽大，但其核心技术改进缓慢，开始面临海外（如新兴的东南亚织造业）的竞争压力。

一日，户部呈上奏报，指出：“东南诸省，银钱充沛，然多用于市舶投机、地产购置，乃至‘以钱生钱’之空转。泉、广等地，一船之利可达万金，而一改进之新式织机，却乏人问津。长此以往，恐根基动摇。”

景熙帝览奏，召见新任户部尚书（原苏廉已致仕）及南夏科学院院正，询以对策。院正直言：“陛下，此乃‘产业失衡’之兆。海贸虽利厚，终是无根之木，若无坚实之农工与科技为本，繁华必不能久。昔年永曜先帝设立科学院，意在夯实根基。今当以政策引导资本，回流实业。”

景熙帝深然之，遂颁布《劝工促产令》：

其一，设立“产业引导基金”，由户部与票号总司共同出资，对投资于农业技术改良、新型工坊、军工制造、航海仪器研发等领域的民间资本，给予低息贷款乃至部分贴息。

其二，对专注于基础生产与技术革新的工坊，给予阶段性税收减免，其产品若达“优等”标准，可由市舶司优先采购或推荐外销。

其三，严控市舶交易中的过度投机行为，对短期倒卖船引、囤积居奇者课以重税。

此令一出，虽初期引起部分海贸巨商不满，但长远来看，有效引导了社会资源流向，为南夏的产业升级与科技转化奠定了基础。一批专注于机械、冶金、化工的“新工坊”开始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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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化下的文化冲突与融合

海贸往来，人员流动频繁，外来文化与思想如潮水般涌入南夏。广州、泉州等口岸城市，异域宗教寺庙林立，番商携家带口定居者众，其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与南夏传统难免龃龉。同时，南夏的儒学、律法、科举制度亦随着商船与使节传播至海外，在东南亚部分地区甚至引发了当地精英阶层的效仿与讨论。

景熙三年秋，礼部上报：有番商聚居区，因风俗迥异，与本地居民屡生摩擦；亦有海外僧侣传播教义，其内容与南夏主流价值观有所抵触，引发士人议论。更有甚者，南夏输出之书籍、思想，在部分海外邦国被统治者视为“动摇国本”之物，加以限制。

面对这一“双向”文化冲击，景熙帝并未简单采取禁绝或放任之策。他采纳了礼部侍郎，同时也是精通数门外语的青年官员柳文渊（翰林学士柳明远之子）的建议：

一、于各主要通商口岸设立“番坊管理司”与“文化交流署”。番坊管理司负责协调番商与本地社区关系，依《南夏律》为基础，兼顾番人习俗处理纠纷，要求番商遵守南夏基本法度。文化交流署则组织翻译海外经典，同时系统地向海外译介南夏典籍，旨在促进相互理解，而非单向灌输。

二、在京师大学堂及广州、泉州等地官学中，增设“万国风物”、“海外语言”等选修科目，鼓励士子了解外部世界，培养具备全球视野的人才。

三、在外交文书中，明确“和而不同”的原则。南夏愿与诸国分享文明成果，亦尊重各国文化传统，不强行推广自身制度，但求通商互利，文化交流以自愿、平等为基。

此策既维护了南夏文化主体性与社会稳定，又以开放姿态促进了文明互鉴，使得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交往更为健康、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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