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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茅盾文学奖（第1页）

第9章茅盾文学奖

于是，余切不再想要影响管谟业，他觉得管谟业能受影响最好，管谟业毕竟是很有才能的人，但不受到啥影响，也无所谓。

人们把管谟业这个作家妖魔化了，要么认为他是一个有险恶用心的人，要么认为他是讲真话的良心，其实他只是一个作家。

常常请客吃饭的余切，这一次也请管谟业吃了一顿，然后一反常态告诉他：“按照你的想法来就行。”

可想而知，管谟业有多诚惶诚恐——这像是那些整死美妾的残暴皇帝的免责声明，先笑嘻嘻开玩笑，请求做某事，等美妾一答应了，然后就砍了美妾的脑袋。

管谟业吓了一跳，饭也不吃了，脸也白了：“余老师，我改呗，我改。”

余切却摇头道：“我之前思想出了问题，我总想着走捷径，用一点儿小的行动，影响将来大的事件。

但是我忘记了，我自己就是最大的捷径。”

管谟业当然不知道余切在说啥了。

余切说：“你去吧，你的写的好，非常好。

你也是一个很有水平的作家，在我们这些学员当中，其实我最看好你。”

“但是，你想要怎么做，怎么写，就那么来吧。”

管谟业给吓坏了，又感动，又察觉到一种寒意。

然后呢，还本能的觉得余切可能要写点东西了。

是啊，从芥川奖之后，余作家已经没有写过了。

拍电影、搞慈善和做文学讲师，占据了余切的时间，读者已经期待他太久。

到底他能写出什么样的，对上什么样的事件，大家都十分期待。

文学进修班临近结课，课程变得很轻松，留给学员们很多创作的时间。

所有学员们都在冥思苦想，按照他们历史既定的流派，写出了他们关键的作品。

管谟业的自然是那一篇《白狗秋千架》，“高密东北乡”

自此诞生；余桦写出了《四月三日事件》，这又有“意识流”

，又有先锋文学的特性，这并不是余桦特别出名的，却是最能代表他早期风格的，暴力、冷峻；苏彤写出了《1934年的逃亡》，他在其中创造了繁复的隐喻世界；屈铁宁、王安忆各自写出了《麦秸垛》和《小鲍庄》，一个涉及到乡村几个妇女，一个把淮北农村救灾同《圣经》联系到一起。

这些都十分优秀，是作家们走向成熟的标志，各种文学技法对他们来说已经驾轻就熟，人类的一切文化产物都成为创作素材，有时候光看这些，甚至觉得比他们的成熟期代表作还要锋芒毕露得多。

因为他们正像是刚拿起武器的士兵，准备把自己锋利的矛尖，对准每一个人。

他们炫技一样的创造出复杂至极的故事。

但这正是文学院的培养成果嘛。

余切给这些做了总结：

“现在想起来有点可惜，我上课的时候一直在讲一些技法的东西，其实这是一个小道。

很多时候我们写出一个好故事，当时并没有意识到用了什么样的文学理论。”

“我们的直觉，选择了那些使得我们自己也受到触动的文字，于是一篇就被写出来了。”

余桦在这半年得到了进化，他比历史上提前发挥了自己的天赋，因此他问余切：“我现在觉得我能写了，我可能一直游下去，游到我自己想要的湛蓝色的海水，但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回去了。”

他意思我如何大巧不工，化繁为简。

是的，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正是余桦的第一次转型，他从一个哨的先锋作家，变成了现实题材的作家。

为了回答余桦的问题，余切讲起了自己在高中毕业那一年，把第一部《天若有情》投到邮局的事情：“那个人一开始根本不搭理我，然后我让他看了一段时间我的，几分钟之后，可能更短的时间，他忽然站起来问我，要不要帮我装订？”

所有人顿时大笑起来。

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有过这种经历，被瞧不起，然后一下子出名。

实际上呢，这些人都是别人眼中的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