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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转眼间,元康二年的雪来了,梅花开了,元康三年(公元293年)的春风也来了。
然后梅花凋谢,冬去春来,大河解冻,草长莺飞,很快又是满山的姹紫嫣红,桃李成风。
就在这悄无声息的一开一谢中,清明时节也到了。
这已经是刘羡来到夏阳的第二年。
而此时的夏阳,已与元康元年时的那个破旧穷县截然不同。
在经过了一年多的宣传后,夏阳这十数年来的失落人口,都已多数回归。
一度无人问津的龙门渡,已经变得相当繁荣,在渡口上不仅停放着数十艘简易的木筏小船,还有可运送牛马货物的大船数艘,已可同时容纳数百人在渡口往来,这在过去,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日渐拥挤的商路,也使得夏阳的集市更加繁荣,除去原本就建设的县集外,又在渡口处和铁官司处形成了两处新集。
这给夏阳带来了喧嚣的人流和开朗的笑脸,到处都有着喧哗和歌唱的声音。
加上孙秀在夏阳处碰壁后,虽没办法继续为难刘羡,却依旧在其余郡县中推行新度量衡。
其余郡县长官虽然知道孙秀无道,但大部分不敢反抗,也只能忍气吞声。
结果这就使得,夏阳的赋税比关中其余郡县少了接近三成。
冯翊的其余平民百姓,在得知消息后,纷纷向夏阳搬迁。
截止到元康元年二月,夏阳的人口已经超过了五千人,户数更是罕见得破千。
放在整个关中来说,虽然还算不上一个富县,但也可以说今非昔比了。
不过相比于县中的另一件大事来说,这并不值得夸耀。
户口滋生不过是自然之事,而太史公祠堂的完工,却是可以流传千秋的。
说起修建太史公祠堂这件事,自从去年孙秀试探之后,刘羡就一直在策划。
毕竟对刘羡而言,以如今的条件,如果只是令夏阳富庶,虽说于百姓有大功,但却无助于自己重返洛阳。
刘羡到底是得罪了后党的人,和其余的官僚不一样。
只要正常走程序,哪怕他年年考绩第一,上计的名单只要递到尚书省,那转眼就会被贾谧否决,哪怕熬一辈子的资历,也没有晋升的希望。
所以他必须另想办法,而刘羡想出来的办法就是养望。
在东汉晚年,汉灵帝对于违抗自己的士人,就是采用了禁锢在家,永不录用的策略。
而被贬斥的士人们,为了对抗皇帝,就相互和声通气,品评朝政,同时积累名声,以此来表达不满,在民间形成舆论来倒逼朝廷。
到最后,黄巾之乱爆发,汉灵帝不得不妥协,取消了对党人的党锢,党人也由此重回权力中心。
党人们当时的处境,正与刘羡相似。
而如今后党排除异己的做法,又与汉灵帝相似。
虽然眼下还没有类似于黄巾之乱的政治危机,但眼看司马伦与孙秀这胡作非为的德性,恐怕也是迟早的事情。
所以刘羡就打算借助建立司马迁祠堂的机会,大肆联络关中的寒士、隐士,乃至不得志者,借文会模仿清议,假以时日,必然能够形成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
不过话说回来。
这次始建太史公祠,并非是一帆风顺。
因为司马迁墓立于芝川的一座高岗上,若要修祠,还要修路,所耗钱财极多。
刘羡先从县府里抽了一笔钱出来,又找本地的冯氏、同氏筹款,找夏阳的商人借款,但还是不够,只能一边筹一边修。
还是新任的冯翊太守欧阳建得了消息后,专门从郡府里拨了一笔款,这才把钱给凑齐了,终于赶在今年二月中旬的时候,将太史公祠给修成了。
拢共三殿两碑,及石阶一百阶,前后共耗费钱财八百余万。
而在祠堂建成前后,刘羡在冯翊与河东广做宣传,邀请名士,并与冯翊太守欧阳建约好,要在清明节后召开文会。
这个消息传开后,夏阳上下可谓是与有荣焉。
毕竟这些年来,夏阳人口衰落,文化也随之凋零,虽然祖上有过辉煌的历史,但在当下,却是公认的蛮愚之地。
在这个以士族和文学为傲的年代,这种评价让人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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