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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王阳明的学问绝学（第2页）

事实上，“小道”或“大道”，只是相对而言，关键看你确定的是怎样的人生志向，对刘翔来说，打球只是“小道”，跑步才是他的人生“大道”；而对姚明来说，打球却是“大道”，跑步反倒成了“小道”。没有志向的人无所谓“小道”、“大道”，一旦你立定志向，你就555知道什么才是你最重要的事，并且不被次要的事所缠缚。

有一个禅宗故事：慧远禅师年轻时喜欢四处云游，有一次，他遇到一位嗜烟的人，同行了很长一段山路，坐在河边休息，那人给了慧远一袋烟，慧远尝过后觉得味道很好，那人便送给他一根烟管和一些烟草。两人分手后，慧远心想：这个东西令人十分舒服，肯定会打扰我的禅修，还是趁早戒掉吧！于是就把烟管和烟草都扔掉了。

后来，他又迷上了《易经》，并且能用《易经》卜卦，卜得很准。他又想：“《易经》占卜固然灵验，如果我沉迷此道，怎么能全心全意参禅呢？”从此，他再也不学《易经》了。

再后来，他又迷上了书法，每天钻研，小有所成，引来几个书法家的赞赏。他转念又想：“我偏离了自己的正道，这样下去，我可能成为书法家，却成不了禅师。”从此他一心参悟，放弃了一切与禅无关的东西，终于成为一位禅宗大师。

在儒生眼里，《易经》和书法都是很高雅的东西，尤其是书法，是科举考试的一项重要评分内容，书法不好，几乎没有可能考举人、中进士，可在慧远眼里，书法只是“小道”，不值得花太多精力。任何东西都值得一学，但你不可能同时走两条路，只能选择一条路去走。一个执定志向，埋头走自己的路，懂得放弃其余的人，无疑是聪明人。

但是，无论你立定何种志向，最好坚持一个宗旨。孔子曾说：“吾道一以贯之。”孔子的“仁道”，有一个宗旨贯通着，什么宗旨呢？孔子自己没有说，曾参替他做了回答：“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王阳明的志向是学做圣贤，其中也有一个宗旨贯通着：致良知。

志向定了，就不会“走错路”；宗旨定了，就不会“做错事”，也就是说，无论遭际如何，你都会无怨无悔地走下去，永不迷惑。

一个人可以确定任何志向，也可以确实任何为宗旨，比如以快乐为宗旨，以助人为宗旨，以创新为宗旨，诸如此类。假如你志向远大，宗旨健康，无论学任何“小道”，一旦精通其道，做到极致，都可契入“大道”，大放异彩。歌唱家精通歌道，放歌一曲，天下倾倒，岂不是利益众生的“大道”？发明家精通创新之道，推出一个新产品，天下受益，岂不是提高人类生活品质的“大道”？列文虎克只是为了乐趣，磨了几十年玻璃，最后磨出了当时最精良的复合镜片，做出了当时放大倍数最高的显微镜，帮助人们发现了一个全新的微生物世界，岂不是功莫大焉？

跟王阳明学绝学：一个人根本用不着讲什么“治国平天下”的虚话，只需认真做好一件事，让尽可能多的人受益，就是“治国平天下”！

不必迷信权威

王阳明语录

夫学贵得之于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知行录》

语录精解

求学者贵在内心体验。心里真切感受到那不对，即使那些话出自孔子，也不敢认为是对的，何况出于不如孔子的人呢？心里真切感受到那是对的，即使那些话出自一个普通人，也不敢认为是错的，何况是出自像孔子这样的人呢？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许多优秀的东西，也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危害最大者有三：一是“崇古非今”，所以圣贤都是死人，经典都是死学问；二是“迷信权威”，活人向死人学死学问，需要很好的脑筋，消除腐尸味，弄出一点新意，不然无法跟新时代契合。秦汉之后的学问基本上都是“解释学”，谁解释得好，谁就成了权威，大家都不加分辨地听他的，权威放个屁，庸众唱台戏；三是“服从权势”，由于大家迷信古人和权威，缺乏一种“坚持真理”的精神，只有“固执己见”的愚执，离真知已经很远了，是非对错难以分辨，最后听谁的呢？谁权力大就听谁的，谁拳头大就听谁的。

很显然，此三者都不是为学的正途。

王阳明跳出上述三个怪圈，提出“求之于心”，张扬的正是“坚持真理”的精神，只要是对的，谁说的都听；只要是不对的，谁说的都不信。问题是，对与不对，用什么做判断标准呢？按王阳明的理论，当然要按自己的良知为标准——我真切感觉到那是不对的，我就不能深信不疑；我真切感觉到那是对的，我就可以听信。这样有没有可能判断失误呢？当然可能。通向真理的途径本来不是一览无余，走错路势所必然，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始终坚持真理，离真理自然越来越近。

王阳明并不迷信权威，在当时，最权威的学问是朱熹的理学，科举考试一定不能偏离朱熹所注六经范围。王阳明遍学二程、朱熹、陆九渊等宋儒的理学，吸收了很多营养，对自己认为不对的却不盲从，敢于大胆提出新见。例如，他认为朱熹对大学的注解有错误地方，曾对弟子徐爱说：“原句当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是‘亲民’，不是‘新民’。程颐将‘亲’改为‘新’，曲解了曾子的意思，朱熹沿袭了程颐的错误，将后人引入歧途，以后读书当以旧本为正，不必尽信朱熹之言。”

按朱熹的解释，明德是本，新民是末，前者是目的，后者是达成目的的方法，而按照王阳明的解释，明德即亲民，亲民即明德，知就是行，行就是知，知行合一。两种解释，一字之差，谬以千里，究竟谁对？不管王阳明的解释是否真的跟《大学》原旨相合，他以良知求解，其不迷信权威的精神也值得佩服，何况他的见解确实很有现实意义，并且具有可操作性。一个人如果真心“亲民”，真心“为人民服务”，难道不是“明德”吗？

王阳明以“求之于心”对治迷信的方法，语焉不详，一般人很难理解，此法跟佛家禅宗“明心见性，顿悟成佛”的提法非常接近，而佛家却提出了反对迷信的具体方法，比王阳明所说似乎更易掌握。学佛有四个原则，可以用于做任何学问：

第一，依法不依人。意思是说，依从正法，而不依从讲法的人。王阳明的“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和“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跟“依法不依人”正好契合。在生活中，很多普通人也有知真灼见，很多权威人士也会胡说八道，一定不能被对方的身份迷惑，需要冷静判断，才不会偏离真知。

第二，依经不依论。传世经典往往千锤百炼，其价值经过了时间的考验。经论尚未经过时间考验，价值难免令人怀疑。既然有疑，就不能盲信。如果经与论相冲突，在无条件验证谁对谁错时，要依经不依论。王阳明虽然说即使孔子的话也可以不必信，那是在孔子说错了的前提下，假设无法判断对错，还是相信孔子的比较好。

第三，依了义不依不了义。有些经典属于“了义经”，有些经典属于“不了义经”。什么是“了义”和“不了义”？大致是通达真理或未通达真理的意思。打个比方，1+1=2，大家用了几千年都没问题，可以算了义；有人说1+1=3，并且讲得条条是道，却没有提供可靠的证明，只能半信半疑，当属“不了义”。一般而言，《论语》、《中庸》等百代经典，经无数智士参研，没有发现问题，基本可以算“了义经”；王阳明的《知行录》，因未经足够的参研认证，只能算“不了义经”。但这并不是说，“不了义经”不值得去学，即使其中有“不不义”处，也必有“了义”可供求知悟道。

第四，依智不依识。“智”是内心体验，是一种真切感受，即王阳明所谓“得之于心”；“识”是知识、见解。一般而言，“智”比“识”更可信。打个比方，你吃过糖，便有了“糖是甜的”的真切体验，这是你是“智”；如果有一个大师用严密的逻辑、华丽的语言证明“糖是苦的”，你读了印象深刻，可以倒背而流，这是你的“识”。那你到底该相信你的“智”还是你的“识”呢？很显然，应该“依智不依识”。

跟王阳明学绝学：现实生活中，只要切实地运用王阳明所说的:夫学贵得之于心，那么任何权威都无法搅乱你的大脑了！能够让你更真实地面对自己的人生。

学问要点化，但不如自家解化

王阳明语录

学问也要点化，但不如自家解化者，自一了百当。不然，亦点化许多不得。《知行录》

语录精解

学问需要别人点化，但不如自己领悟，自可一悟当百学。不然，也点化不了那么多。

做学问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教学，主要学习基础知识，如识字、算数之类，学到了就有学到的用途，学不到就有学不到缺陷，使不得假。这一阶段好比学走路，需要老师扶着、拉着，有时也要放手，让学生自行；第二阶段是帮学，老师主要指点入门路径，路还要学生自己走。第三个阶段是自学，老师主要在关键处指点一下，其他全靠学生自学自悟。这一阶段才真正称得上做学问。

王阳明带的不是小学生而是研究生，所以他要求学生“自家解化”，而自己只是适时“点化”一下。但是，对程度较低的学生，王阳明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他派季本任南宁教习时，考虑到该地学风不正，写了一道措辞严厉的公文——《牌行委官季本设教南宁》，其中有一些话，可以吓得学生瑟瑟发抖：“每日拘集该府县学诸生，为之勤勤开诲，务在兴起圣贤之学，一洗习染之陋……大抵学绝道丧之余，未易解脱旧闻旧见。必须包蒙俯就，涵育薰陶，庶可望其渐次改化。谅本官平素最能孜孜汲引，则今日必能循循善诱。诸生之中有不率教者，时行夏楚，以警其惰。”

那些学生都是二三十岁甚至四五十岁的人，还不知道积极求学，需要老师“拘集”起来，逼着他们学习，如果还不听话，那就要像对待小学生一样，“时行夏楚”——打屁股。

这样的平庸学生当然不值得王阳明亲自去教，他公务、军务繁忙，最多只能教一些程度较高、“点化”一下就可能开悟的学生。

“点化”的妙用，在于学生进修到一定高度，将悟未悟时，适时点拨一下，即可收“拨开云头见月明”的功效，使被点拨者“一了百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