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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精明能干做好自己的每一件事情（第3页）

一心专注在竞争对手身上，就会违背自然规律，结果导致失败。球场上，念念不忘胜负，而看不清球和网；考场上，一心惦记着成败，不能集中精神完成试题，都免不了赵襄王的下场。因而，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都不要总考虑失败了或者成功了会怎么样，不要考虑自己的对手多么强大，只要自己用心尽力去做，就一定能够发挥出最好的水平，甚至会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另外做事一心一意还意味着我们做事情一定要持之以恒，不能有点小的挫折或者困难就随便改变自己的想法，只有坚持不懈的做一件事，努力克服各种可能遇到的困难和艰险，才能够最终达到自己的目的，假如整日朝秦暮楚，毫不专一，最后必定半途而废，一事无成。就像下面这个郑人朝秦暮楚的故事就值得我们反思。

在郑国偏远的地方，有个人整天不知道干什么好，他做了好多事情都不成功，自己也就想专门学习一种技术。一天他听说做伞很不错，就跟着别人去学习做伞了。他学得很快，学成之后就自己回家做伞了。可是不巧的是赶上了连续三年大旱，土地都干得几乎要冒烟了，天上根本就不下雨，他做的伞都没有什么用途了，于是，他就放弃了做伞，改行学习做从井中打水的工具。等他把从井中打水的工具学成功了，这个时候偏偏又遇上了连续三年下大雨，做出来的打水工具又没有用处了。这个人想来想去，觉得还是做伞吧，后来他又改行去做伞。等他做了大量的伞，准备到街上去卖的时候，没过多久，郑国强盗四起，战乱纷争，老百姓都穿上军装去打仗了，很少有人用伞，于是他又想做兵器，但这时他已经年老力衰了，想做兵器也做不成了。

在越国，有个擅长种地的人，据说他种的各种瓜果蔬菜，都非常的受欢迎，但是光种这些，他又非常的不满足，他想种些粮食，因为那个时候粮食非常的缺少，又值钱又珍贵，于是他就决定试一试。但是种粮食和种蔬菜有很大的区别，他从来没有接触过种粮食，有人就劝说他，不要放弃了自己所擅长的，而去从事自己从来没有从事过的粮食种植，如果种不好，把什么都耽误了，岂不得不偿失吗？他一听也有道理，但是他认定自己能够在种粮食这方面有所作为，就不顾别人的劝阻和反对，下定决心要种水稻，而且还决定，不管遇到什么情况，自己种水稻的决心永远也不改变，即使天气状况再复杂多变，或者蔬菜和粮食行情如何变化，自己还是要坚持把水稻种好。这天，他找了一片荒山的土坡，叫了许多人前来帮忙，开垦出一块田地，种起水稻来。由于他本人非常精通种植，再加上悉心钻研，他种的水稻明显的收成好，年年丰收。但是这个时候，正赶上一连三年大涝，有人就劝说他，把田里的水放出去，然后种黍子，他并没有采纳那个人的建议，而是继续种自己的水稻。没过多久，天气又连年大旱，这个人计算了一下他的收获，结果不但抵住了往年所歉收的产量，反而颇有盈余。众人看到他如此有恒心的坚持自己的决定，果然终于得到了好的回报，感到非常的佩服，就纷纷的向他学习起种水稻的窍门来。这个人并没有拒绝大伙的请求，反而详细地给众人讲解如何种植水稻，最后还忘不了叮嘱众人一句：“无论天气如何变化，一定不能半途而废啊！”众人纷纷点头称是。

郑人先开始学习做伞，因天气干旱，又改学做从井中取水的工具，后来天气大涝，他又改做伞，结果发生战乱，百姓没有人买他的伞，当他再想改行做兵器的时候，自己已经没有那个能力了。而越人则不同，自己下定决心种植水稻，无论别人如何劝阻，天气如何变化，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做法，结果当然是收获颇丰了。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意思是说，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预先考虑与谋划清楚，尽量做到成竹在胸。不然，总是临时抱佛脚，难免疏漏百出。这就是说，要做到未雨绸缪，趁着还没下雨，先修缮房屋门窗。否则一旦下起雨来，就马上会面临漏雨之忧患。此理看似平常，但也并非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

萧衍是南朝梁的开国君主，是南兰陵（治今江苏常州市西北）人。南齐隆昌元年（494年），萧衍被任为宁朔将军，镇守寿春（今安徽寿县）。建武二年（495年），因抗击北魏军有功，被任为右军晋安王司马、淮陵太守。以后又为太子中庶子，领羽林监。建武四年（497年），北魏军南伐雍州，萧衍受命领兵赴援，进至襄阳（今湖北襄樊）。同年7月，被授为持节，都督雍、梁、南秦、北秦四州及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随郡诸军事、辅国将军、雍州刺史，镇守襄阳。

这时，齐明帝萧鸾病死，其子萧宝卷继位。萧宝卷昏庸狂虐，无德无能，终日享乐，朝中大事均由始安王萧遥光、尚书令徐孝嗣、尚书右仆射江祜、右将军萧坦之、侍中江祀、卫尉刘暄等人处理。萧遥光等人号称“六贵”，也不以国事为重，为一己之私利互相争夺倾轧，朝中政治极度昏乱腐败。萧衍在襄阳，听到朝中的情况，预感到南齐的寿命不会太长了，就对亲戚张弘策说：“政出多门，是国家大乱的开始，《诗经》说：一国三公，吾谁适从?如今国家有六贵，这怎么得了!我料想，他们六贵矛盾一定会激化到大动干戈的地步，而襄阳远离国都，正是避祸的好地方。但我的弟弟们还都在都城，恐怕他们会遭到祸患。我得和益州刺史商议一下”。

萧衍所说的益州刺史，指的是他的哥哥萧懿。正巧，萧懿离益州刺史任，暂时管理郢州事。郢州的治所在今武汉市，从襄阳沿汉水可直达武汉。萧衍便派张弘策至郢州，给萧懿送去一封信，信中说：“想当初西晋惠帝时，八王作乱，遂致国家内难大兴，外寇三起。如今六贵争权，人握王宪，制主画敕，各欲专威，睚眦成恨，必自相屠戮。不但如此，新主萧宝卷早在当太子时就亲信左右，凶残无比，如今登上帝位，正想纵其所欲，岂肯虚坐主位，委政于权臣。他们君臣之间猜忌到一定程度，也将大诛大杀。如今六贵，萧遥光图谋称帝，形迹已现。但这却如同跛子上天，绝无可能。江祜怯而无断，刘暄弱而不才，他们在互相倾轧中迟早会被搅成肉酱。萧坦之心怀猜忌，徐孝嗣毫无主见，所以一旦乱起，必将朝野土崩瓦解。我们有幸运离京师，领兵外镇，可以保全自身，图谋大计。我们应乘朝廷对我们猜防未生之时，将诸弟召集在一起。否则，一旦朝中对我们猜疑，诸弟们在京师则拔足无路。如今，兄在郢州，控带荆湘，弟在雍州，士马数万，在此政昏朝乱之际，正好以此为据以图大事。如果坐失良机，悔之晚矣。”

萧懿见信，脸色大变，他不愿意萧衍这样做，因为这会召来灭门大祸。萧衍见哥哥不从，便独自将弟弟萧伟、萧儋迎至襄阳，并秘密制造武器，扩集兵马。他还在襄阳大伐竹木，将其沉于檀溪之中，以备将来之用。

萧懿不听萧衍劝告，入朝作了太子右卫率、尚书吏部郎、卫尉卿。永元二年（500年），相继发生了裴叔业、崔慧景反叛之事，萧懿带兵平定了叛乱，为朝廷立有大功。但功高不但未赏，反而受到猜忌，这年冬天被杀。

萧懿被杀，既证明了萧衍预见的准确，也为萧衍起兵提供了机会。萧衍及时抓住了这个机会，在与亲信吕僧珍、柳庆远、吉士瞻等人密谋后，便召集部众，誓师起兵。萧衍对僚佐们说：“如今昏主恶稔，穷虐极暴，无端杀害朝中贤士功臣，令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为天所不容。你们大家与我同心疾恶，共举义兵，事成之后，就是我的公侯将相。只要你们效力建勋，我决不食言”。誓师之后，萧衍令人把竹木从檀溪中打捞出来，做成战舰千艘，又召集兵士万余人，起兵讨伐萧宝卷。在杀掉萧宝卷后，萧衍又立了傀儡皇帝萧宝融，一年之后，又将他废掉，自己亲登帝位，建立了梁朝。

善经营者，睹事于未萌，所以能未雨绸缪，处处主动。如举世闻名的希腊船王奥纳西斯，在1929年的西方经济大危机时，预见到危机后的复苏和将来运输业的发展，不去大量购买破产企业的不动产，更不是抢购当时让人眼热的黄金，而是以惊人的眼光去收购被人们看作最不景气的航海业的。正是他的远见卓识和先期准备，在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终于提供给了他天赐良机，他的船只一夜之间变成“浮动金矿”，财源滚滚而来。战后，他一跃成为名扬世界的“船王”。萧衍也是因为早就预见到争取帝业的时机将要到来，才提前做了物质、组织上的准备，终于成就帝业。而它弟弟只考虑到近期利益，而没有立足于长远而遭到杀身之祸，这足以说明，“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是千真万确的。

成大事者都是从长计议的人，他们绝不会去干一些只顾眼前利益而对长远利益有害的事情。因此，做事不能不深思熟虑，不能不前思后想，不能只顾前而不顾后，不然就必然碰到眼前的忧患。

从长远着眼去做每一件事情

俗话说：大理不辞小让。凡是成就大事的人，往往不会计较小事，成就大功的人，不能考虑琐碎的细节。尤其是身在高位的人，更应该从大处着眼，不要只关注细小的事情。这才是真正掌握了从长远着眼去做每一件事情的道理啊！

唐朝时期，水路运输成为重要的交通工具和物流途径，那时我国的造船业已经很发达了，朝廷也格外的重视造船业的发展，船厂每造好一艘船，朝廷就拨款一千缗，实际上一艘船根本用不了这么多钱，于是造船成了那个年代非常兴盛的行业，许多人纷纷投资船厂。有个叫刘晏的人，也在长江边上设立一座造船厂，生意非常的兴隆，而且还能够得到朝廷给予的经济支持，没过多久，刘晏的船厂就远近闻名，成了造船业的龙头老大。

这个时候，有人看见刘晏发了大财，就对他说：“造一艘船所需要的费用，还不到朝廷给的一半，现在你也不缺钱了，不应该再向朝廷要这么多钱了，应该适当地减少一些啊。”刘晏明白那人的意思，心想，现在是赚了点钱，可是以后的事情谁说得准呢，万一朝廷把费用降低下来，我们还不是一样要为国家造船，那个时候日子可就难过了，于是他对那个人说：“不行！计划做大事的人，不能吝啬一点小的费用，凡事都必须要有一个长远的打算，否则等情况变化了，一切再想办法也都来不及了。现在刚刚设置造船厂，办事的人很多，首先应该使他们的个人开销不感到窘迫，让他们感到衣食无忧。这样，他们才不至于偷工减料，才能安心的把船建造的坚实完好，把自己负责的各项工作都做的井井有条。如果一开始就和他们斤斤计较，在乎一点钱的多少，刻意减少木料和其它原料的供应，这个造船厂怎么能够长久的存在下去呢？你别看现在造船业是个好差事，挣的钱多，朝廷也重视，也大力支持，但这种局面肯定不会维持太久时间的。过些时候，肯定会有人减少拨款，如果减去半数以下还能够维持，如果削减过多，我们就无法维持下去了，到时候又能够向谁去要钱呢？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个时候注重发展自己的厂子，使资金日益变大，而不是想着如何给朝廷节省下一点银子啊！”

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刘晏的远见卓识，50年后，朝廷的有关部门果然将拨款减少了一半，这个时候，许多小的造船厂因承受不了财务压力而纷纷破产倒闭了，只剩下了像刘晏的造船厂这样的大规模厂子勉强维持生计，但也日渐萧条。等到了唐懿宗年间，有关部门进一步压缩造船经费，一切按照实际的开销拨款，造船者已经不再有盈余，甚至还因工料耗费等意外情况略有亏损，只好偷工减料。于是，所造的船只越来越脆弱单薄，因此也更加容易损坏，朝廷的漕运事业也就逐渐废弃了。

刘晏不因为小事而妨碍大事，可以说是深谙为官之道的，仅仅从动机上看，主张减少销的人的意见无疑是好的，他们希望能够为朝廷减轻财政压力，但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如果人的积极性得不到保护或者受到打击，那做起事情来将事倍功半，管理一个企业甚至一个国家的财政，就要学会从大局出发，同时要照顾人为因素带来的巨大影响，这样才能够把企业管理好，才能够把国家的财政管理得有条不紊。

要做好自己职位的事，就需要事事从长远着眼，从大局出发，制定正确的战略与长远规划，而切不可只从小处着手，时时考虑眼前得失，而导致因小失大。关于这一点春秋时期鲁国人宓子也用他的实际行动为我们上了一堂深刻的思想课。

宓子是孔子门下七十二贤人之一，曾出仕为单父宰，官职相当于现在的县长。

当宓子做单父宰的时候，正赶上齐国的军队要攻打鲁国，中途要经过宓子所管辖的地方即单父。此时正值麦收时节，眼看金黄的麦子就要到收割的时候，老百姓正盼望着今年的好收成，谁想齐国竟然打过来了，百姓们纷纷收拾行装，准备逃命。可又不舍得这诱人的麦子。于是，就有人请示宓子说：“大人，地里的麦子已经成熟了，您就让我们老百姓随便收割吧。这样既可以增加国家的粮食收入，又不至于让他们成为我们的敌人齐国的粮食。”宓子没有同意。接着又有人请求，说：“大人，齐国军队马上就打过来了，我们如果逃走总得带上些粮食吧，不能把这已经熟了的麦子白白送给齐国人啊。您就让我们随便收割吧！”宓子还是没有同意。第三次，更多的人来请求宓子，有的人甚至给宓子磕头作揖，请求他让百姓随便收割麦子，可宓子依旧不肯同意。百姓们都不解，都暗自骂他是糊涂官。

不久，齐国的军队真的打到了单父这个地方，齐国军队毫不客气的将田里的麦子收割走了，这既解决了他们的粮食问题，又节省了运粮的费用和军队的开支，齐国士兵乐得合不拢嘴。鲁国公子季孙知道这件事后，非常生气，大骂宓子是个糊涂蛋。当他听说百姓请求他三次，准许百姓随便收割，宓子都不同意时，季孙更加生气了，他甚至怀疑是否宓子串通齐国，白白送给人家那么多粮食。于是，他命人去单父向宓子问罪。使臣通告了季孙对他的不满和责备，说季孙很是生气，问宓子：“你白白把已熟的麦子送给齐国军队，却不肯让百姓随便收割，你到底安的什么心？”宓子听完皱皱眉头说：“那些麦子今年没有收割，明年还可以重新栽种。可如果让一些平时不劳作的人得到了不属于他的粮食，这就会在民间产生希望让敌军来进攻的想法。以单父这里一年的收成，收割与否对鲁国的粮食总量并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可如果让百姓产生了不劳而获的侥幸心理，由此造成的后果会延续数百年的时间啊。”使臣听完觉得有理，也就不敢擅自做主治宓子的罪，于是回来禀报季孙，季孙听后，很是惭愧，他说：“如果有地缝我一定钻进去，我没脸见宓子啊！”

为了屈指可数的一点物质利益，竟然不顾人们的道德要求，从而导致人们道德水平的下降，是一件多么愚蠢的事情啊。宓子舍去小的物质利益，保全人们的道德水准，具有独到的眼光。而季孙虽然看到了眼前的利害得失，却忽视了更为重要的问题，因此当宓子向他说明自己的想法后，他才会无地自容。

因此，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要认识到由于我们的能力有限，不可能每件事情都能达到最优，有的时候，舍弃一些不重要的细枝末节的小事，着力解决要紧的，关系长远的大事，更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如果一味的在繁琐的小事中纠缠不清，反而不利于自己对问题的判断和解决。

要学会总揽全局

汉朝时，汉高祖刘邦统一天下，取得了楚汉战争的胜利。刘邦身边有一著名的谋士，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军事参谋长——陈平。此人年纪虽轻，却是韬略满腹，足智多谋，跟随刘邦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出了许多好的计谋，对刘邦夺得天下有很大的贡献，颇为刘邦赏识。刘邦驾崩后，汉文帝时，陈平已步入晚年，已由几十年前英俊聪慧的小伙子变成了花发老练的老者，被汉文帝封为宰相，辅佐文帝治理朝政，管理天下大事。与陈平同座的还有一个宰相周勃，汉朝吏制设两个宰相，共为国政服务。

一日，文帝传下口谕，要召见陈平和周勃。两人接旨后赶忙进宫见驾，见文帝后，磕跪施礼。文帝一笑，口旨说：“两位爱卿，免礼平身，一旁赐座。”两位起身，侧身坐在椅子角上，上身前倾，以示恭敬，汉文帝笑问：“周爱卿——”周勃赶紧离座跪地，答应一声：“微臣在――”汉文帝接着说：“周卿，联问你，你日理万机，事务繁忙，你可知经你手处治裁断的事，一年大约有多少件吗?”周勃跪在地上一听，心中一震，思索半天：“臣愚拙，实在记不清到底每年处理多少事件。”文帝有些不悦，便又问道：“如此说来，周卿，你可知道我国库一年的收支有多少呢?只要大概即可。”周勃此时已经冒了汗，额上背上尽是冷汗，身子有些发抖，声音都有些颤了：“这……这……这……”“这”了半天也没有回答上来，只是叩首谢罪，汉文帝没有理令他，转头又问：“陈爱卿——”陈平忙也起身跪地，高声应答：“小臣在——”汉文帝接着问道：“陈卿，你可知道你一年处理多少事，我国库一年收支有多少吗?”陈平忙奏：“回皇上，关于这些问题微臣只有去问询负责之人方知。”汉文帝问：“谁是负责人?”陈平回答：“司法大臣负责事务裁判事件，财政大臣则负责掌握国库的收入和支出情况。”汉文帝笑了，问道：“陈卿，你不是在给朕开玩笑吧，如果司法大臣、财政大臣都各有所司，各行其职，那么，你们这宰相又有何贵干呢?”陈平依然很沉着冷静，不紧不慢地回答文帝：“陛下，臣斗胆犯言，身为宰相当使百姓安居乐业，各得其所。对外须抚镇四方，使各地蛮族诸侯服从中央，不敢稍有叛乱之举，对内则要督促所有官吏尽职尽责，搞好分内之事，却不必自己去过问一些琐碎之事。”汉文帝听后连连点头，重赏陈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