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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安禄山叛乱祸国 安史之乱由盛转衰（第2页）

唐肃宗任用郭子仪、李光弼等杰出的将领，他们都是唐朝后期军事上的中流砥柱。郭子仪，其家族世代为将，本人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战略眼光。李光弼，以智谋和勇猛着称，他的军事指挥风格果敢坚毅。在他们的带领下，唐朝军队开始对叛军发起了一系列反击。郭子仪率军在河北等地多次击败叛军，收复了一些失地。李光弼则在太原成功地抵御了叛军的进攻，保卫了唐朝的重要军事基地。

同时，为了增强军事力量，唐肃宗还向回纥借兵。回纥是漠北的一个强大游牧民族，其军队英勇善战。回纥出兵相助唐朝，为平叛增添了一股强大势力。双方达成了合作协议，回纥提供军事支持，唐朝则给予一定的物质回报。在回纥军队的配合下，唐朝军队逐渐扭转了战场上的被动局面，开始对叛军形成合围之势。

（二）叛军的衰落与分裂

随着唐朝军队的反攻和战略调整，安禄山叛军内部逐渐出现了衰落和分裂的迹象。安禄山在叛乱初期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功，但他性格残暴，不得人心，对待部下和百姓都十分凶狠。他在占领的地区大肆掠夺、烧杀抢掠，失去了百姓的支持。同时，叛军内部也存在着各种矛盾和纷争，将领之间争权夺利，互相猜忌。

安禄山在叛乱过程中，因患眼疾，病情日益严重，性格变得更加暴躁多疑。他担心自己死后儿子安庆绪会争夺皇位，便想密谋除掉安庆绪。安庆绪得知父亲的意图后，联合严庄等人，发动政变，杀死了安禄山，夺取了皇位。安庆绪即位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大肆诛杀异己，杀害了许多曾经跟随安禄山起兵的将领和谋士，进一步削弱了叛军的凝聚力。

叛军的分裂导致了其战斗力下降。一些将领开始对安庆绪的统治不满，纷纷寻求出路。在这种情况下，唐朝军队乘机发动进攻，不断地打击叛军，扩大战果。

（三）叛乱的平定与后续纷争

在唐朝军队的持续打击下，叛军势力逐渐被削弱。郭子仪、李光弼等将领率领唐朝军队与回纥军队紧密配合，采取步步为营的战术，逐步收复了大量失地。至德二年（757年），唐朝军队收复了长安和洛阳，这是安史之乱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标志着唐朝开始重新夺回对全国的控制权。

此后，唐朝继续与叛军展开了一系列战役，逐步消灭了各地的叛军残余势力。宝应二年（763年），史朝义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自杀身亡，安史之乱终于平息。然而，这场长达八年的叛乱给唐朝带来的创伤却远未愈合。为了酬谢平叛功臣，唐朝政府在战后进行了大规模的封赏。许多平叛将领都被封为了节度使，拥有了大量的军队、土地和财富。这些节度使在地方上形成了半独立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实体，逐渐形成了藩镇割据的局面。

四、安史之乱的影响

（一）政治格局的重塑

安史之乱使唐朝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叛乱前，唐朝中央集权相对稳固，皇帝通过一套完善的官僚体系对全国进行有效统治。然而，叛乱后，唐朝中央集权遭到严重削弱，藩镇割据局面形成。

在平叛过程中，唐朝政府为了稳定局势，不得不向各地节度使授予了极大的权力。这些节度使不仅在军事上拥有绝对的指挥权，而且在地方上拥有自行任免官员、征收赋税等权力。他们在自己控制的区域内，形成了高度自治的小王国，中央政府难以对这些节度使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控制。

例如，河朔地区的魏博、成德、幽州三镇，成为了最典型的藩镇割据势力。这些藩镇内部自成一体，拥兵自重，对中央政府阳奉阴违。他们时常发生战争，争夺地盘和资源，严重破坏了唐朝的统一和稳定。中央政府多次试图削弱藩镇势力，但都遭到了激烈的抵抗，始终未能彻底解决藩镇割据问题。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唐朝灭亡，成为唐朝后期政治动荡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经济的破坏与恢复

安史之乱对唐朝的经济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战争的持续进行，使得大量的农田荒废，水利设施遭到破坏，农业生产受到了严重影响。农民流离失所，丧失了生产资料和生活保障，导致粮食产量大幅下降。据史料记载，叛乱期间，黄河流域的广大地区陷入了长期的战乱和饥荒，人口锐减，经济崩溃。

商业活动也受到了沉重打击。战争期间，各地城市如长安、洛阳等重要商业中心均遭受严重破坏。长安在叛军多次攻战中，街道荒芜，店铺毁坏，城中百姓大量死亡或逃亡，原本繁华的商业景象一去不复返。洛阳也不再是过去那个商业繁荣、店铺林立的大都市，商业氛围被战争的阴霾所笼罩。

洛阳失陷后，唐朝的交通要道被叛军控制，正常的商业运输和贸易往来受阻严重。原本连接中原与各地的商路被打断，商人无法安全地进行货物的运输和交易。许多依靠商业贸易为生的行业，如客栈、运输业等，纷纷倒闭。国内贸易受到极大限制，贸易量急剧下降，市场规模大幅萎缩。

对外贸易方面，由于唐朝失去了对边境地区的有效控制，一些重要的贸易口岸和通道落入叛军或少数民族势力手中，对外贸易量大幅减少。原本通过丝绸之路与西域、中亚以及更远地区的贸易往来中断，唐朝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经济来源。同时，大量海外商贾因战乱无法前来唐朝进行贸易，导致海外贸易也陷入停滞。

同时，为了解决平叛所需的巨额军费开支，唐朝政府采取了增加赋税的措施。各地官员纷纷提高赋税标准，加重了对百姓的剥削。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提前征收多年赋税的情况，百姓的生活负担愈发沉重。这使得原本因战乱而陷入困境的百姓生活雪上加霜，许多贫困农民无法缴纳赋税，被迫卖儿卖女，沦为奴隶，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和不稳定。

然而，随着叛乱的平定，唐朝也曾试图对经济进行恢复和重建。唐肃宗和唐代宗时期，推行了一系列政策来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政府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对垦种荒地的农民给予一定的奖励和扶持；兴修水利工程，修复因战乱受损的灌溉设施和堤坝，以保障农田的灌溉用水；减轻农民的赋税负担，鼓励农民安心耕种。在官府的努力下，一些地区农业开始逐渐恢复生机，粮食产量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

商业方面，随着社会秩序的逐渐稳定，商业活动也开始缓慢复苏。一些商业城市如江南的扬州、成都等地，凭借着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和相对丰富的资源优势，再次成为商业繁荣的中心。扬州在唐朝后期的商业地位进一步提升，成为江南地区的商业和经济中心之一。江浙地区的丝绸生产和贸易逐渐恢复并发展，成为唐朝后期重要的经济支柱之一。

不过，唐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由于长期的战乱导致社会经济基础遭到严重破坏，短时间内难以恢复到战前的水平。人口的大量减少使得劳动力不足，经济发展缺乏足够的动力。土地兼并问题依然严峻，大量土地掌握在少数大地主和官僚手中，普通农民可耕种的土地有限，限制了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且，财政支出不堪重负，除了要维持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开支外，还要不断支付对藩镇的军费，导致财政危机难以根本解决，经济恢复和发展进程缓慢而艰难，直到唐朝灭亡都未能完全恢复到安史之乱前的繁荣水平。

（三）社会结构与阶级关系的变化

安史之乱打破了唐朝原有的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引发了深刻的社会变革。

战乱导致大量农田荒芜，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被迫流离失所。据估算，战乱期间，全国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农田无人耕种，农民流亡人数达到数百万之多。这些流离失所的农民成为了社会动荡的不稳定因素，他们有的沦为佃农，遭受地主的高额剥削，生活更加困苦；有的则被迫沦为盗匪，抢劫、盗窃等犯罪活动增多，严重影响了社会的治安和稳定。

许多破产农民为了生存，不得不加入叛军或盗匪队伍，使得社会秩序更加混乱。同时，一些世家大族和地主阶层在战乱中也遭受了重创。他们的田庄荒废，房屋被毁坏，财产遭到掠夺，家族势力逐渐衰落。例如，一些在中原地区的世家大族，其家族的财产和人口大量损失，家族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大大降低。

然而，社会阶层也因战乱而发生了流动。一些出身低微的人在战争中凭借自身能力崭露头角。有些武将在平叛战争中表现英勇，立下赫赫战功，如仆固怀恩，他出身铁勒族，性格豪爽，熟悉军事，作战勇猛，在平叛过程中多次立下战功，成为唐朝后期的重要将领，其家族也因此提升了社会地位。还有一些文人，他们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才华，在战乱中为地方治理或军事辅助出谋划策，从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在社会中获得了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机会。

这些底层人物的上升，使得社会阶层结构变得更加复杂和多元化。过去较为稳定的等级秩序被打破，不同阶层之间的差距和矛盾也更加突出。世家大族和地主阶层虽然在整体上势力有所衰落，但他们仍然凭借着传统的家族威望、部分残存的经济实力以及与官府的关系，在地方上保持着一定的影响力。而新兴的武人集团则凭借军功逐渐崛起，对政治和社会事务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往往手握重兵，在军事和政治上有较大的话语权，与其他阶层之间的利益冲突不断增加，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动荡。

此外，社会阶层的变动还影响了人们的价值观和思想观念。传统的门第观念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人们更加看重个人的才能和功绩。在社会动荡的背景下，人们更加注重实际利益和自我保护，对传统的儒家思想和道德观念有了新的思考和解读。一些新兴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开始在社会中传播，进一步改变了唐朝的社会风貌。

（四）军事制度的变革

安史之乱促使唐朝军事制度发生了深刻变革，这些变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唐朝后期的军事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