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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军事战争名人（第4页）

据说，曹操早年曾干过盗墓的勾当。他亲眼目睹了许多坟墓被盗后尸骨纵横、什物狼藉的场面，他不愿重蹈覆辙，所以一再要求“薄葬”。

为了防止盗墓，在力主和实践“薄葬”的同时，他还采取了“疑冢”的措施。布置疑冢也和他生性多疑有关。生前，曹操因多疑错杀了许多人；死后，他的多疑也不例外。据史料记载，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正月，曹操病逝于洛阳。相传，曹操在洛阳临死之前，把儿子和心腹大臣叫到身边交代说：“现在天下还未安定，不要照搬旧丧制葬我。我有头痛病，很早就戴上了头巾。我死后，照样衣着和戴上头巾即可。”传说中，曹操确实曾有“七十二疑冢”。《七修类稿·曹操疑冢》篇曾载：“曹操疑冢在漳河上，宋人俞符有诗曰：‘生前欺天绝汉统，死后欺人设疑冢。人生用智死即休，何用余机到丘垄。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须）掘尽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冢葬君尸。’予则以为孺子之见耳，使孟德闻之，必见笑于地下，夫孟德之棺，岂真在疑冢哉，多设以疑人耳。”

很多人对曹操立下遗嘱、曹丕为其父设立疑冢是深信不疑的，并有鼻子有眼地考证出：曹操安葬这一天，邺城所有的城门全部打开，曹操的爱女在前面开路，群臣推着灵车奉迎。送葬的队伍中共有七十二具棺材，分成四批抬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同时从各个城门中抬出去。这七十二具棺材被分别埋进了七十二座坟墓。那么，这七十二冢在哪儿?哪座是真的呢?对于曹操的陵墓所在何处，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

（1）河北省临漳县三台村。

根据《魏书·武帝纪》记载：“初平二十三年六月，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豹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由此可见，曹操生前就已开始筹建陵墓，其位置当在西门豹祠以西，周围还有诸侯公卿的陪葬墓。但传说归传说，三台村没有曹操疑冢。

的确，在从磁州至济水之滨的京广铁路沿线，矗立着一座座像小山似的大土堆。在当地还流传着这么一个有趣的故事：清同治年间的一天，当地有个叫牛伢儿的牧羊少年在讲武城东南的彭村打柴，突然在一人多高的蒿草丛中发现一座大冢，大冢墓砖已显露，墓前倒卧一块石碑。他赶忙到几里外的村子里叫来一位私塾先生，辨认石碑上的字。一读才知道这是魏武帝曹操的陵墓，于是村人立即将这件事情报告到磁州县衙门。县令得知后，马上赶到彭村，可是再拨开草丛一看，那座大冢竟无影无踪，连石碑也找不到了。县令十分生气，认为私塾先生戏弄父母官，将他一顿毒打，而再去找牛伢儿，这个少年也下落不明。

邓之诚《骨董琐记》记载了另外一个传闻：“壬戌（1922年）正月初三，磁县农民崔老荣，于彭城镇西十五里乱葬坟挖墓为茔，地圯为黑穴，继得石室，既深且广，中有石门洞开，入石门者皆死，遂报县令陈希贤，命人投以硫磺。久之人内，见室之四壁深垩如新，中置石棺，前有刻石志文，所叙乃魏武帝操也。前五十年发石室十余处，唯皆无棺，至是真冢始现。石志今藏县署，不知文何若，他日当访之。”

这两则虽是近似荒谬的传说，但反映了当地人们心中的看法：曹操墓就在这里。连历史上的许多文人墨客也对此深信不疑。

（2）在其故里谯县的“曹家孤堆”。

据《魏书·文帝纪》载：“甲午（公元220年），军治于谯，大飨六军及谯父老百姓于邑东。”《亳州志》载：“文帝幸谯，大飨父老，立坛于故宅前树碑曰大飨之碑。”曹操死于该年正月，初二日入葬，如果是葬于邺城的话，那魏文帝曹丕为何不去邺城而返故里?他此行目的是不是为了纪念其父曹操?《魏书》还说：“丙申，亲祠谯陵。”谯陵就是“曹氏孤堆”，位于城东20公里外。这里曾有曹操建的精舍，还是曹丕出生之地。此外，又据记载：亳州有庞大的曹操亲族墓群，其中曹操的祖父、父亲、子女等人的墓就在于此。由此推断，曹操之墓也当在此。

但这种说法也缺乏可信的证据，遭到许多人的质疑。认为曹丕祠谯陵可能是祭祖，不一定是祭曹操的。祖先坟在此，不一定曹操墓也在此。

（3）在漳河河底

铜雀宫观委灰尘，魏之园陵漳水滨。

即令西湟犹堪思，况复当年歌无人。

由此推断，曹操墓是在漳河河底，并有两个传说作为佐证。一个是清人沈松的《金健笔录》中的一个故事：清顺治初年，漳河发生干旱，河水枯竭，露出河床。有一捕鱼人发现河床的一处露出一块大石板，旁边有条一尺来宽的隙缝。捕鱼人向洞里一看，深不可测，暗忖里面必有大鱼，于是钻进了洞里。约走数十步光景，被一座大石门挡住去路。他返回地面，把这件事对其他几位捕鱼人说了，大家都感到奇怪，一齐下去看个究竟。他们来到大石门前一齐使劲，终于将石门打开。涌到门内—看，纷纷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只见石屋内许多姿色绝伦的美女分列两行，有坐着的，有互相倚靠着的，还有躺卧着的，一个个栩栩如生。但转眼之间美人们都化为灰尘，委顿于地。石屋的当中置一石床，床上躺着一个身穿朝服、头戴官帽的老年男子。石床前面立着一通石碑，识字者走到碑前一看，原来是曹操。出于对奸臣贼子的仇恨，捕鱼人一个个用鱼叉将尸体打戮得个稀巴烂。

对这段近乎传奇的记载，有人一笑了之的，也有愿信其实的。

蒲松林在《聊斋志异》中也载有河底发现曹操冢事，只不过《聊斋》写的传闻发生在许昌，而不是临漳。其文云：“许昌城外有水汹涌，近崖深黯。盛夏时有人人浴，忽然若被刀斧尸断，浮出后，一人亦如之，专相惊怪。邑宰闻之，遣人闸其上游，竭其水，见崖下有山洞，中置转轮，轮上排利刃如霜。去轮攻之，有碑，字皆汉隶，细视则曹孟德也。破棺范围骨，所殉金宝尽取之。”这也属虚构，难以令人相信。况且，地点也不符。

曹操的陵墓为什么会失踪呢？有学者认为，曹操陵墓的“失踪”与魏晋时期的丧葬风俗有关。中国古代历来讲究厚葬，帝王陵墓则是这一风俗的集中体现。因此，皇陵向来是贪财之徒的聚焦目标，虽有严刑峻法，但仍挡不住他们铤而走险。及至改朝换代的战乱时期，前朝皇陵更是。西汉末年，赤眉军曾在咸阳北原大挖西汉诸帝的陵墓；东汉末年，董卓迁都长安之际，同样率部下盗掘了东汉诸帝陵墓。两汉帝陵的结局令后世帝王触目惊心。在魏晋时期帝王公侯的陵墓，多以简朴风格为主，甚至不树不封，可能是接受了前人的教训吧。而曾经直接参与了大挖东汉帝王陵墓和豪门祖坟的曹操，对前代帝王陵墓种种惨不忍睹的结局不可能不有所惊悸。他临终时所发出的“恐为人所发掘故也”的感慨，便是这种心情的写照。曹操在临终前对自己的后事也做了从简的规定：天下尚未安定，不必遵照古代葬礼制度，应该简礼而薄葬，不得随葬金玉珍宝。由于实行简葬，加之陵墓不树不封，又临近漳河。而漳河在历史上经过了多次改道，曹操陵墓很可能被大水冲到别的地方去了。

9．李自成神秘消失之谜

李自成是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古代杰出的军事家。原名鸿基。称帝时以李继迁为太祖。世居陕西米脂李继迁寨。童年时给地主牧羊（一说家中非常富裕），曾为银川驿卒。崇祯二年（1629年）起义，后为闯王高迎祥部下的闯将，勇猛有识略。八年荥阳大会时，提出分兵定向、四路攻战的方案，受到各部首领的赞同，声望日高。次年高迎祥牺牲后，他继称闯王。十一年在潼关战败，仅率刘宗敏等十余人，隐伏商雒丛山中（在豫陕边区）。次年出山再起。十三年又在巴西鱼腹山（腹一作复）被困，以五十骑突围，进入河南。其时中原灾荒严重，阶级矛盾极度尖锐。李岩提出“均田免赋”等口号，获得广大人民的欢迎，散布“迎闯王，不纳粮”的歌谣。部队发展到百万之众，成为农民战争中的主力军。崇祯十六年（1643年）在襄阳称新顺王。同年，在河南汝州（今临汝）歼灭明陕西总督孙传庭的主力，旋乘胜进占西安。次年正月，建立大顺政权，年号永昌。不久攻克北京，推翻明王朝。由于起义军领袖犯了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迫害吴三桂的家属。逼反吴三桂，满清贵族入关，联合进攻农民军。他迎战失利，退出北京，率军在河南，陕西抗击。永昌二年（1645年）在湖北通山九宫山考察地形，李自成神秘消失，生死不明。三百年来众说纷纭，尚无定论。有人认为他是兵败被杀，有人认为，他被地主武装所杀，也有人认为他削发禅隐，圆寂而终。

大多数人都认为李白成削发为僧，隐居在湖南石门夹山寺中。乾隆年间何磷的《书李自成传后》说得比较肯定：“余以澧志不备，周咨遗事。有孙教授为余言：‘李白成实窜澧州。’因旁询故老，闻李自成由公安奔澧，其下多叛亡。至清化驿，随十余骑，走牯牛坝，在今安福县境，复弃骑去，独窜石门之夹山寺为僧。”李白成削发为僧后取法号“奉天玉”，人称“奉天倡义大元帅”，后又称“新顺王”，故奉天玉隐喻奉天王。何磷考察时，曾遇到一位服侍过奉天玉和尚、口音像陕西人的老和尚，他曾出示奉天玉和尚遗像，看上去颇似史书所记李自成的相貌。

民国初年，著名学者章太炎撰文论证李白成出家为僧说。据说，他还亲自到夹山，搜索到李自成《梅花百韵》诗五首。其中有这样的诗句：“金鞍玉镫马如龙”、“徐听三公话政猷”、“子门徒已数千指中兴”、“况值戎马星落雨旧天”等句，分明不是和尚所应有的口吻和气势，倒像是身经百战功名显赫的风云人物，甚至还隐含着浓厚的帝王之气。人们还在夹山得到三块石碑：奉天玉弟子野佛所立“奉天玉”断碑、康熙十四年杨彝子写的（（重修夹山灵泉禅院功德碑记》和道光三十年王大猷撰《重修夹山灵泉寺碑志》，都显示了奉天玉就是李自成。据考察，“野佛”就是李过，即李自成的亲侄子，野佛曾经精心侍奉天玉和尚。这又从侧面印证奉天玉就是李自成。

不过也有人不相信这种说法，认为发现奉天玉和尚的坟墓，只能说明这个和尚确实存在，不能证明奉天玉就是李自成。

李自成兵败时已经称帝，为什么他不引用帝号呢?这都是存有悬疑的地方。

据说，清张琼伯在赴云南上任的途中，游访石门夹山，和寺中的方丈相谈甚欢，奉为知己。几年后再访夹山寺，该方丈已经去世。方丈的徒弟告诉他，方丈就是起义军首领李白成。

前些年，人们又在夹山、澧水一带搜集到“永昌通宝”铜币、刻有“永昌元年”字样的竹制扇骨和铜制熏炉，“永昌”是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时的年号，这可以作为李白成在当地生活过的佐证。更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在当地发现一个铜制马铃，上面铸隶书阳文“西安王”字样，与李自成家乡陕西米脂出土的铜马铃极为相似，后者上面铸有隶书阳文“自成”字样，二者形制相同，字体一样，花纹近似。

有些学者进一步指出，李自成当和尚只是“缓兵之计”，真正目的是为了保存实力，实现与其他武装力量共同抗清的宏图。当时，对李自成等人来说，清朝统治集团是头号对手，必须联合抗清。但李自成考虑，三个联合对象中张献忠有“旧恶”，难以相容；南京南明政权继续与他的农民军对抗，不能合作；惟湖南何腾蛟拥唐王朱聿键，据西南半壁江山，可以与之联合。但与何腾蛟谈判时，对方提出部队全部由他指挥。李自成暗自思忖：自己业已称帝，怎能受唐王宰臣指使?且自己逼死崇祯帝，恐怕唐王不能原谅。所以，他想出一个变通的办法，制造被杀假象，隐居石门夹山，让其妻高氏和侄子李过出面，率余部与何腾蛟联合，共图抗清大业。看来“缓兵之计”一说还是有道理的。

清朝的官方史料记载着李自成殉难于湖北通山九宫山中。当时清朝的靖远大将军阿济格穷追李自成至通山九宫山下后，失去踪迹，清军在山中四处搜索也没有发现。后来据一些李自成军中投降的士兵说；“自成窜走时，携随身士卒仅二十人，为村民所困不能脱，遂自缢死。因遣素认自成者，往认其尸，尸朽莫辨。”费密《荒书》记载较为详细；“自成亲随十八骑，由通山过九宫山岭，即江西界，山民闻有贼至，群登击石，将十八骑打散。……山民程九伯者下，与自成手搏，遂辗转泥滓中，自成坐九伯臀下，抽刀欲杀之，刀血渍，又经泥水，不可出。九伯呼救甚急，其甥金姓以铲杀自成，不知其为闯贼也。”程九伯老家的“世忠堂程氏宗祠”，以及清廷赏赐给程九伯的“仗义勤王”金字匾等，都保存了三百多年。由此看来，李白成牺牲于通山九宫山，似是可以相信了。

又有人认为李自成既未战死，也没有出家，而是一路奔波劳顿，身染重病，最后病死在湖南黔阳。这种根据当时情况作出的推断也有一定道理，但也不能完全信服。

10．郑成功死因之谜

郑成功（1624年－1662年），汉族，明末清初军事家，民族英雄。本名森，又名福松，字明俨，号大木，福建省南安市石井镇人。其父郑芝龙，其母名田川氏。弘光时监生，隆武帝赐姓朱、并封忠孝伯，这也就是他俗称“国姓爷”的由来。清兵入闽，其父郑芝龙迎降，他哭谏不听，起兵抗清。后与张煌言联师北伐，震动东南。永历十五年（1661），民族英雄郑成功率将士数万人，驱逐了外国侵略者，收复台湾。但是，仅仅过了五个月，郑成功正准备进一步大展宏图之时，却突然去世，年仅三十八岁。关于他的死因，后人记载的极为简单，又有可疑之处，没有确切材料可依据，因而导致种种猜测，众说纷纭。

多数史籍记载郑成功是病死的。王钟麒《郑成功》一书中写道：“五月初八日庚辰，登台罢，冠带请太祖《祖训》出，坐胡床进酒读，至第三帙，叹日：‘吾有何面目见先帝于地下也!’两手掩面而逝。”有的记“偶伤寒”；有的说“感冒风寒”；也有的记“骤发癫狂”等。还有人说他得了结核病、恶性疟疾、流感等众说不一。但都缺乏确凿的证据，令人难以相信。

有一种说法是从心理角度分析郑成功死因。认为当时接连发生几件令他痛心的国事、家事，使他受到巨大的精神打击。一是永历帝逃到缅甸，被吴三桂俘虏，南明皇帝蒙难，郑成功的忠君思想失去依托，精神极度空虚；二是其父和家属十余人在北京被清朝杀害。他曾经赋诗：“最怜忠孝两难尽，每忆庭闱涕泗流”。噩耗传来，悲痛欲绝；三是其子郑经与乳母陈氏通奸生子，使性格刚强崇尚礼教的郑成功震怒不已，下令斩郑经、陈氏和他们的孩子，而郑经在恐惧之下竟欲与清军妥协，断送大业；四是台湾孤岛粮食发生恐慌，清廷实行海禁，造成危机。接二连三的忧伤、悲愤、暴怒、抑郁令郑成功心力交瘁，极度虚弱。偶感风寒作为导火索，使他不堪一击，再也坚持不住了，猝然长逝。

另一种说法是被毒死之说。

从郑成功临终前的异常状况来看是毒性发作，以及郑氏集团内部激烈斗争的背景，推测他是被人投毒谋害致死。从各种记载可以看出，郑成功临死时是十分痛苦的，夏琳等人说他“顿足抚膺，大呼而殂”；“咬尽手指死”；江日生《台湾外纪》说他“以两手攀面而逝”；吴伟业《鹿樵纪闻》说郑成功死时“面目皆抓破”；特别是夏琳《闽南纪要》中记述：“郑成功病革，都督洪秉诚调药以进，成功投之于地，大呼而殂”。说明当时郑成功已发现或察觉到有人在谋害他。可是，时已晚矣。

奇怪的是，部将马信在郑成功死后仅仅两天，也突然神秘死亡。马信是清降将，但郑成功很信任他，郑成功临终前，他还推荐一医师，以为中暑调以凉剂，结果郑成功当晚即殁。马信有可能参与了谋害郑成功的活动，也很可能他就是被人利用直接杀害郑成功的凶手，后来被人谋杀灭口。

其次，郑氏集团内部的矛盾，他的兄弟子侄中，有不少是有职有权的，由于郑成功性情暴烈，平时纪律严明，赏罚分明，用法严峻，他身边的一些郑姓高官对郑成功极为不满，他的兄弟郑泰、郑袭即是。郑泰长期掌握郑军的财政大权，拥资数百万，虽深得郑成功信任，但心怀叵测，与郑成功貌合神离。在郑成功收复台湾之初，百废待兴，财政困难时，他却把白银三十多万两存在日本，分文不动。郑成功去世后，他伙同郑袭、郑鸣骏等人伪造遗命诛讨郑经，捧郑袭上台，后来阴谋失败，郑经逮捕了阴谋篡权的郑泰，郑泰入狱后，郑鸣骏等率众投清，而郑经对父亲的突然死亡或许根本没有想到是郑泰一伙毒死的，根本不想追查。于是，郑成功的死因成了三百年来难解之谜。史籍上没有直接的文献记载，还需专家学者进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