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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人格魅力为人处世的支点（第2页）

可见，做事先树信，有了信誉便有了威言，有了信誉便有了众人的支持，诚信——不仅仅是人的一种品德，更是为人处世的必备。

人无信不立。为人处世就是应该以“信”字当先，只有这样，才能使你有所发展，有所作为。

点评

诚信在古人的心目中，把它作为立身处世之本，古人尚且如

此，那我们是否应该做得更好呢？

低头的牛才能饮上水

“谦受益，满招损。”做人处世要懂得谦虚，一味狂妄自负，骄傲自大，不但不能引起别人的尊重，反而会引起他人的讥讽。想获得别人的尊重，必先尊重别人，练好"谦"字功。

我国历史名人的故事很多都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三国时期“才高八斗”的曹植就是典型的一位。

曹植，字子建，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东汉初平三年（公元192年）生。他是建安时期“三曹”（曹操、曹丕和曹植）之一，“三曹"诗文高居群峰之绝顶，而曹植又是“三曹”最杰出的代表。曹植的诗、赋、散文，不仅语言华美，风格独特，而且感情真挚深刻，其思想内容也高出同时代的人很多，他对后代文学影响很大。当然曹植才华横溢，是与他平时学习谦虚刻苦分不开的。他一直认为，哪怕才气再高，所做的诗文也不可能没有毛病。因此，他常常喜欢别人来挑他文章的毛病，哪怕是改正了他一个字，他也要尊之为“师他曾在《与杨德祖书》中说：“世人之著述，不能无病。仆常好人讥弹其文……使仆润饰之，仆自以才不过若人，辟不为也。敬礼谓仆：卿何所疑难？文之佳恶，吾自得之，后世谁相知吾文者邪?，吾常叹此达言，以为美谈。”

曹植谦虚，刻苦好学，不仅限于书本和文章，还突破书本和文友的局限，虚心向民间大众学习。他认为：“街谈巷说，必有可采，击辕之歌，有应风雅；匹夫之思，未易轻弃也。”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

曹植随军北征三郡乌桓途中，到了北方滨海一带。异域风土和边民的贫苦生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提笔写下了《泰山梁甫记》，记录了“边海民”的凄惨生活明显地表露了他对百姓的关切和同情。曹植的诗、赋描写的是那样生动、具体，富有感情。

如果没有他的谦虚，没有他的好学，没有他的善拜人为师，那么也就不会有他在文学上的成功。

一个功成名就而又谦逊得当的人，身价定会倍增。人决不该自高自大、自鸣得意和自以为是。因为知识是无穷尽的，没有任何一种力量能够永远战胜未来。而未来才是不骄不躁的裁判官，一切自以为是的骄傲情绪都会在这里被无情地降温和折服。

历史上那些成就大业者，除去自身的能力外，无不是虚心向书本、向别人学习的典范。最让人拍手叫好的莫过于康熙大帝谦逊好学，不树尊位的故事。

康熙曾对诸皇子及满汉大学士说：朕之生来并无灵异，及其长也亦无非常。有一次听到讲官讲《易经》丰卦三节时说：骄心一生，何所不止，故圣人急之以忧，以为安者危之状，治着乱之机。康熙闻言，连连称赞说：这所发明极是。在官员中有的人自负才高，写出来的文章不许别人改动一字，康熙认为这种作风是可耻的。他公开声称，自己登五台山时所撰的碑文“结构未能精当”，特请满汉大学士等“详加修饰，斟酌尽善”，并说：朕所撰文字，有能润色易改者，朕所深喜，不以为嫌。在《易经》六十四卦的乾卦中有“亢龙有悔"一条。从字面讲，亢者为坑，亦可引申为池泽；龙则常被理解为皇帝的象征。亢龙有悔，谓龙陷池泽之中，为劣境所困。对皇帝进讲的章中原有此条，但如此讲给皇帝听，似不吉利，怕有冒犯之罪，所以本讲章注在“不应讲”之例。康熙问明不讲的原因后，提出新的见解。他不将亢字解为池泽，而解为过高，即偏离事物正常发展规律时所发生的不正常现象，所以不应回避，而应正视，从中吸取教训。所以，他对讲官们说天道亏盈，过高则亢。《易经》中所言无非此理，正宜以此为戒，不必避忌。以后《系辞》讲章不分应讲、不应讲，俱以次逐节进讲。康熙的这种谦和态度令讲官们颇感宽慰。

历代凡是有所成就的帝王，大多都教育他人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以图可以让人们达到不自满、不骄傲，为国家、为人民鞠躬尽瘁。而康熙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仅仅教育他人，而且常常也自我反省，公开自责。

四十三年，回顾四十余年百折不挠、孜孜求治，但仍然还有许多事情未做好，康熙帝自责地说：清夜自问，移风易俗，未能也；躬行实践，未能也；知人安民，未能也；家给人足，未能也；柔远能迩，未能也；治臻上理，未能也；言行相顾，未能也。自觉愧汗。

有一日读公文，康熙见内阁所拟的谕旨，有“海内升平”等语，认为太言过其实，指出：今海内虽定，民生悦安，若谓升平，则泰然自足，无勤求上进之心非朕意也。嗣后谕旨，此等夸张盈满语，勿复拟人。凡见章奏内有“德迈二帝，功过三王"、“道备君师，功过覆载"等语就及时传谕批评，令其改正。他接着又说：一切颂扬之文，俱属无益。朕见近来颂圣殊多，表策内亦以此等语铺凑数，悉应停止。

自二十年至六十一年，凡国家取得重大胜利，或逢皇帝五十、六十大寿，执政五十、六十周年等喜庆的日子，在京的或不在京的全国各地的诸王、贝勒、满汉大臣、蒙古王公等，均请上尊号，约略统计达近二十次，而对此康熙一概都拒绝，并且反复向诸官员们说：若大小臣工，人人廉洁，俾生民得所，风俗淳厚，教化振兴，天下共享太平之福，虽不上尊号，令名实多。如一切政治不能修举，则上尊号何益？朕断不受其虚名也。今吏鲜洁无效，民无康阜之体，君臣之间全无功绩可记，倘复上朕尊号，加尔等官秩，则徒有负愧，何尊荣之有？

康熙六十年三月初四，为庆贺康熙御极六十周年，诸王、贝勒、满汉大臣、文武百官均上疏吹捧，恭上二十字尊号：“圣神文武钦明浚哲大孝弘仁体元寿世至圣皇帝”，这次的尊号字数最多，康熙批驳得也最尖锐，他说：朕所上尊号，不过将字面上下转换。此乃历代相沿陋习，特以欺逛不学之人主，以为尊称，其实何尊之有？且现今西陲用兵，外则官兵披坚执锐，冒暑充寒，劳苦已久；内则人民负重跋涉，换运远道，力亦疲困，兼之被灾之处，民多受累。念及于此，唯当修省图治，加惠黎民，有何庆贺？这一连串的质问，使那些想奉迎他的奉迎家显得十分难堪。他进一步指出：微贱无耻之徒，谓举行庆典必有殊恩，邀望非分更有人认为六十六年庆典时，皇上必行宽大，故屡杀屡犯。对此，他断然决定：凡诏赦恩责等项，概行停止。这所奏庆典无益，不准行。康熙多次拒绝上尊号，始终如一，一直至晚年。

康熙的这种明智和求实的精神，不仅教育文武百官不要徒有虚名，更令诸官员和全国人民深思“谦受益，满招损”深刻含义，谁理解得更深，把握得更好，就会受益更大。

点评

只有在待人处事中先低下头来，别人才可能为你提供一些机会，没有一个人愿意结交那些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人。

欲露勿染，俭以养德

热爱节俭是一切美德的根本。俭的本身需要约束，需要克制，所以俭的过程可能是有痛苦的。但是，有了约束，有了克制，人就降低了奢望，抑制了贪欲，减少了烦恼，因而俭的结果往往又是幸福的，快乐的。

在中国，素有“俭以养德”的古训和传统，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关于俭朴的实例就很多，上至皇帝，下到平民都有。

汉初的汉文帝就非常俭朴和节省，在中国古代所有皇帝中都是很有名的。他在位23年，宫室、园林、狗马、服饰、车驾等等，什么都没有增加。但凡有对百姓不便的事情，就予以废止，以便利民众。文帝曾打算建造一座高台，召来工匠一计算，造价要值上百斤黄金，于是文帝便放弃了。文帝平时穿的是质地粗厚的丝织衣服，一件袍子穿了一二十年还补起来穿。对所宠爱的慎夫人，也不准她穿长得拖地的衣服，所用的帏帐不准绣彩色花纹，以此来表示俭朴，为天下人做出榜样。文帝规定，建造他的陵墓霸陵，一律用瓦器，不准用金银铜锡等金属做装饰，不修高大的坟；要节省，不要烦扰百姓。文帝还下令撤销卫将军统辖的保卫自己的军队。现有马匹，只留下日常所需要的，其余的都交给驿站使用。

宋代范仲淹写的《岳阳楼记》人们都很熟悉，其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更是家喻户晓。可人们不一定知道，他还是一位非常俭朴的人。

范仲淹小时候家里贫穷，十几岁才上学读书。为了读书，他过着十分艰苦的生活，每天熬一锅粥，冷了凝成粥冻后，用刀切成四块，早晚各吃两块，每餐就用几条咸菜下粥，终经刻苦学习，成为很有学问的人。

做官以后，他牢记穷苦百姓，以“先忧天下"为座右铭。他对两个儿子更是严格要求，常将自己艰苦求学的故事讲给他们听，要他们保持勤俭家风。在他的教导下，两个孩子都很懂事孝顺，也都学有所成。

二儿子范纯仁结婚前，提出把婚事办得排场一些，认为这是一生的大事，破费也是应该的，就想购置一些上等的物品。但他深知父亲的脾气，便列出一张清单征求父亲的意见。范仲淹看后皱起了眉头，然后摇摇头说：“这太过分了，哪能这么铺张!”说完见儿子低头不语，不像平时那样乐意地听取自己的意见，便又亲切地说：“孩子，我不是舍不得花钱，我也知道是亲家那边想风光一下，但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丢掉范家的家风，不能忘记先忧天下的信条啊!"一席话说得深明事理的儿子点头称是，忙把清单改了又改，最后只办了一个简朴大方的婚礼，受到人们的称赞。

范仲淹年老以后，儿子想给他造间大宅养老，他坚决不同意。他认为自己现在的房子虽然比不上他的同僚们，但已经比大多数人的居住条件好得多了。儿子们也赞成他的意见，就将父亲积攒的俸禄拿来周济贫困亲友、部下和老百姓，对此，范仲淹欣慰地笑了。

游戏于大千世界，漫步于人生禅机，追物而不为物所困，寻爱而不为爱所累，欲路勿染，俭以养德，这实在是一种人生的仙境。

北宋高官及杰出的史学家司马光，一生著述颇丰，其名著《资治通鉴》是我国一部很有价值的历史著作。他的生活十分俭朴，工作作风稳重踏实，更把俭朴作为教子成才的主要内容。

据有关史料记载，司马光工作和生活中都十分注意教育孩子力戒奢侈，谨身节用。他在《答刘蒙书》中说自己“视地而后敢行，顿足而后敢立。”为了完成《资治通鉴》这部历史巨著，他不但找来范祖禹、刘恕、刘敛当助手，还要自己的儿子司马康参加这项工作。当他看到儿子读书用指甲抓书页时，非常生气，认真地传授了他爱护书籍的经验与方法：读前，先要把书桌擦干净，垫上桌布；读书时，要坐得端端正正;翻书页时，要先用右手拇指的侧面把书页的边缘托起，再用食指轻轻盖住以揭开一页。他教诫儿子说：做生意的人要多积蓄一些本钱，读书人就应该好好爱护书籍。为了实现著书立说治国鉴戒的理想，他15年始终不懈，经常抱病工作。他的亲朋好友劝他“宜少节烦劳"，他回答说:“先王曰，死生命也。"这种置生死于不顾的工作、生活作风，使儿子和同僚们深受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