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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安徽人生意经亦贾亦儒的商帮（第4页）

由此可以看出徽人重视培养宗族子弟业儒的传统，是他们在商业竞争中常能成功的原因。徽州盐商之所以能够力克山陕商人，而操商界之牛耳，主要也是因为徽商与政权攀上密切关系的缘故。“官商互济”，两者相得益彰。正如出生于徽州的汪道昆所指出：

“新都（徽州）三贾一儒，要之文献国也。夫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夫人毕事儒不效，则弛儒而张贾。既则身飨其利矣。及为子孙计，宁弛贾而张儒。一弛一张，迭相为用，不万钟则千驷，犹之能转毂相巡，岂其单厚计然乎哉!”

汪道昆的这段话，比较精到、全面而且准确地指出了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官与商，相互为用的关系。

从明中叶到清成丰时，徽商子孙中读书、做官、经商已成为三位一体的局面，他们靠读书的优势，由儒而商，由商而官，官商互济。徽商奉行“朝里有人好发财”的商业模式，他们借助宗族势力和读书入仕的途径，雄霸中国商业舞台三百余年，其经营地域之广、项目之多和资金之雄厚，都为当时商界一时之冠。

所以我们不得不承认徽商做生意的大局观是很强的，他们非常注重“官商”的结合。可以说他们之所以能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主要靠着这一点。

封建统治本来与自由贸易在本质上就是互相抵触的，要想在经济上取得成功，就必须顺从这种社会制度。徽商们依附于封建势力的荫庇，从而获得巨额垄断利润，这样的做法也许在今天违背自由贸易的原则，但是在封建时代，却是一个无奈但又明智的选择。事实也证明，徽商正是依靠这个秘诀，取得了成功。

我们都知道，胡雪岩的成功非常大程度上得益于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和清朝政府鳓鱼对外开放。因为这两者使得当时的中国成了一个乱哄哄的局面。而在这之中，胡雪岩善于应对，认得准方向，把握得准秩序。他对洋场势力的借取，也正是得益于他的这种宏观把握的能力。

在胡雪岩第一次做丝茧生意时，就遇到了和洋人打交道的事情。并且遇见了洋买办古应春，二人一见如故，相约要用好洋场势力，做出一番市面来。

胡雪岩在洋场势力的确定，是在他主管了左宗棠所特设的上海采运局。

上海采运局可管的事体甚多。牵涉和洋人打交道的，第一是筹借洋款，前后合计在一千六百万两以上；第二是购买轮船机器，用于由左宗棠一手建成的福州船政局；第三是购买各色最新的西式枪支弹药和炮械。

由于左宗棠对胡雪岩的作用看得非常重，凡洋务方面无不要胡雪岩出面接洽。这样一来，渐渐形成了胡雪岩的买办垄断地位。

洋人看到胡雪岩是大清疆臣左宗棠面前的红人，生意一做就是二十几年，因此也就格外巴结。这也促成了胡雪岩在洋场势力的形成。

势力一旦形成，别人就不易进入。就像自然保护区一样，在保护区内是保护的动物的天下，外类不能涉足。

想涉入也是不大可能，因为洋人认定了胡雪岩，不大相信不相干的来头。

江南制造总局曾有一位买办，满心欢喜中接了胡雪岩手中的一笔军火生意，却被洋人告知，枪支的底价早已开给了胡雪岩，不论谁来做都需要给胡雪岩留折扣。

胡雪岩在商场上的得心应手来自于他在官场上的游刃有余，只有打开“官门”，才能进入商场大显身手。

徽商是一个精明的团体，为了减轻权力对自身的不利影响，甚至得到政府的保护，他们就只能和政府打成一片，以便更快更准确地获得政治信息，再以此为依据调整自己的商业策略。他们利用自己的财富优势，最大限度地影响着政府决策，不仅有效保护自身，而且获取了更大的利润。

8。粮业棉布，制造巨富

粮业是徽商最早涉足的行业之一，早在盐商、典商还未兴起之时，徽州粮商就已活跃四方了。起初，徽州粮商是外采内销，从邻近州县采买粮食，在境内销售。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暑夏，黟县乃至整个皖南山区都出现了百年未遇的大旱，精明的胡贯三几年前就想到了“黟县缺米，皖南少粮”的问题，在鄱阳湖四周产粮地区，投资建起了一座座囤购大米的粮仓；在阊江流域，租下了一条条运粮船队；在黟县关麓的西武岭古道上雇了上百人的骡马大队。为做好这个庞大的运输队伍服务的茶馆饭店也相应发展起来，从江西贩粮到祁门、黟县、太平等地去出售，形成收购、运输、服务、出售一条龙。

这个不同寻常的场面，持续了两年多时间，胡贯三的经商观念和理财经验也日趋成熟和老练。这时，通过他人的举荐，第二年他就离开了万安镇先去江西景德镇，而后又到鱼米之乡的鄱阳湖去闯荡天下。从江西贩运大米来，又把皖南的土特产品运往江西出售，如此循环交流，薄利多销，资金运转快，效益也颇好。胡贯三一贯讲究商德，“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仁义至上。”居商无狡诈之心，秤平斗满，价格公道。丰年不压价伤农，灾年也能平价出售。

他很快赢得了声誉，为以后做更大的生意打下了基础。

到了明朝中叶，徽商的贩粮业开始是外采外销。当时湖广地区成为当时产粮大户，俗称“湖广熟，天下足”；而当时素称“鱼米之乡”的苏浙地区，侧重于桑蚕的养殖，粮食主要靠外地贩入。西粮东运就成为当时的经济现象，徽商在这支运粮队伍中异常活跃，成为吴楚之间从事粮食贸易的主要商帮。

徽商一方面继续把粮食运回徽州销售，另一方面更多地参与沿江粮食贸易，从四川、湖广、江西等沿江区域采购大米运到江浙一带销售。乾隆年间徽州休宁人吴鹏翔贩运四川米沿江东下，正好碰上湖北汉阳发生灾荒，他一下抛售川米数万石，由此可见贩运的规模。徽州的粮商信誉很好，获得了许多当地地方官的信任，每逢灾年，地方官常常委托徽商到外地采购粮食。

徽州粮商在贸易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经营特色：一是粮食经营与食盐经营相结合，二是粮食经营与棉布经营相结合。随着江南棉布的进一步商品化，徽州布商的足迹很快遍及苏浙盛产棉布的大小城镇。

康熙年间，徽商汪某在苏州开设“益美”字号声誉大起，一年中售布达百万匹。自此以后的200年间，各地都把益美的色布奉为名牌。徽商还是最活跃的棉布贩运商，康熙时徽商在北京前门外开的日成祥布店生意就十分兴隆。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上海布业巨头汪宽也。

少年汪宽也能诗擅文，才识过人。但是等他年龄少长时，他的父亲却以“生齿日繁，家计日迫，不货殖不足以济贫”为由，而命其赴上海在叔祖汪厚庄开设的祥泰布店当学徒，由此，便开始了成就他一世功名的徽商生涯。

在汪宽也学徒期间，谨慎谦恭、恪尽职守，虽然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子，但却不乏轩昂之气，后来因店中缺乏管理人才，被店主慧眼看中，委聘为“祥泰布庄”管事。后正式担任布庄经理。汪宽也凭着平日学成的本领和天资，悉心打理布店，不久即利市三倍。没过几年，就在沪南、沪北分别创办振大、鸿济典当，后又营造房屋无数。

为了能使祥泰布庄成为上海的名牌商号，汪宽也倾注了全部精力，他精心筹划，在上海附近的川沙、奉贤、南汇、青浦、松江、金沙等县，专门设立“庄口”，用略高于同行的价格收购当地农民自纺自织的土布，在收购时他还严把质量关，布匹的经缔纱支数、幅度、长度、紧密度等，均有一定规格。另外他还从自己的老家休宁聘请名染匠，从江西采购各色染布颜料，在市郊自设染坊，创造出了以祥泰布庄命名的“祥泰牌”毛蓝棉布，并独具匠心地选用了特型商标作标记。结果没有让汪宽也失望。

由于“祥泰”毛蓝布质地细密耐用，色泽鲜艳，而且日晒、洗涤不褪色，穿在身上又收汗、凉爽、舒适，所以无论长衫、短褂、背心、学生装、筒裙，都能广泛适用。

由于其质优价廉，祥泰牌毛蓝棉布除了行销全国，还远销至东南亚和法国等地，祥泰布庄也因此而一跃成为上海棉布业主首，誉满民间。汪宽也更是就势打造出毛蓝布头巾、被单、青花蓝布帐等系翻庐品，为祥泰布庄带来了滚滚财源。

汪宽也经营“祥泰”成功后，由于资金雄厚，先后在上海开设聚生、祥生两大钱庄，开展各种经营业务，主持大宗存放。当时著名的民族资本家无锡人荣宗敬，办实业缺乏资金，他就一次性贷给荣氏纹银10万两，使荣氏家族得以大展宏图。除了钱庄，他还主持开设了振大典当铺和鸿济典当铺。

唯利是图是一切商人的本质，徽州粮商、布商当然也不例外。在湖广地区，徽商低价收购粮食，高价出售食盐，加重了湖广人民的经济负担。在苏、浙地区，徽商从事换布以米换布的交易，也是贵卖贱买，盘剥手工业者。嘉兴府嘉善县的陈正龙描述说“吾邑以纺织为业，妇女每织布一匹，持至城市，易米阻归。荒年米贵，则布愈贱，各贾乘农夫之急，闭门不

收，虽有布，无可卖处。”微州商人就是这样“乘农夫之急”，拼命抬高粮价，压低布价，使得徽商从中牟取了暴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