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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福建人生意经从血泊中捞金子（第3页）

周颖南早年也以教书为业。1950年因家境衰落，难以为继，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热爱的教书工作，抛妻别子，远渡重洋，到印度尼西亚泗水（苏腊巴亚，Surabaya）谋生。在这里，他白天在两家公司上班，任会计和内勤，晚上则学习印度尼西亚语。工作辛苦，生活困乏，加上人在异乡的孤独感，迫使周颖南急切地渴望融人当地生活。他很快就明白，到异国他乡，目的就是赚钱，如今一无所有，只能靠体力和朴实寻求机会，无所谓清高，无所谓面子，因而放下了自己身上的读书人的酸气。

20世纪50年代的印尼，刚从荷兰人手中独立不久，整个国家正处在从殖民地经济向民族独立经济的转型期，对于商家来说，这一时期是一个谋求发展的大好时机，周颖南自然看在了眼里。来到印尼几年，他已经学到了足够的管理经验，也在人际关系的交往中建立了自信，这时他心痒难耐，决定大干一番——与几位朋友合作办起了一家贸易公司，专门做进口美国、西欧汽车零件的生意，除了在首都雅加达奋力打开市场外，他还亲自到苏门答腊和爪哇等地开拓市场。

在商务经营中，周颖南继承了传统的儒家处世之道，其中之一就是居安思危意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凡事提前思考的思维方式，使他避免了创业道路上的冒进和弯路，这也许是他的事业发展一直较平稳顺利的原因。新公司一开始发展就很快，合伙人都雀跃不已，但周颖南却时常向朋友们泼冷水，提醒大家切莫得意忘形，现在汽车零件零售业看起来是热门行业，市场一旦饱和公司就会陷入困境，如果事先没有作好准备，困境一来就只有坐以待毙。因此周颖南主张趁事业发展顺利另辟蹊径，多寻条赚钱门路，互为接应，以免出现青黄不接的情形。

周颖南发现，金融活动尤其是银行业的兴衰是经济活动的晴雨表，做银行可以筹集资金，发放贷款，在帮工商各界解决资金问题的同时自己也可牟利。一向敢做敢为的周颖南于是迅速决定办银行。但自己办一家银行显然要费事得多，周颖南选了条捷径，就是接手经营不景气的银行，购得人家的“现成货”。就这样，周颖南看中了梭罗银行。这家银行在印尼民族金融业中具有悠久历史，早在国家独立之前，该银行就在以民族资本银行的姿态从事金融活动，但无论是在当时还是时下，一直都面临着经营困境，外人对这家银行也不看好。周颖南却有自己的看法，他说：“从目前来看，接手梭罗银行是有一定的风险，而且条件也未成熟但是世界上绝无一帆风顺和无须付出代价的事情，创新就意味着冒风险，我们是不怕冒这个风险的。”在他的力主之下，一群合伙人签约买下了梭罗银行。而后，周颖南便开始对银行进行整改，从人员精选到制度改革、业务拓展，都作了重大调整，并聘请了资深专业人士全面贯彻他的发展计划。梭罗银行日渐兴旺，先后在雅加达、泗水、玛琅开设分行，并成为股份有限公司，下辖贸易公司、经营进出口。梭罗银行改组的成功，使印尼商界初次领略到周颖南出色的经营才华。

20世纪50～60年代，周颖南的事业稳步发展，但由于印尼时局动荡，在经营和扩展上始终束手束脚，为了突破瓶颈，他继而把目标转向了新加坡——70年代的新加坡经济开始突飞猛进，转口贸易、纺织业、服装业、炼油业等正处于蓬勃发展时期，周颖南移居新加坡正当其时。不久，银行适应了新加坡当地的情况，开始投资纺纱厂、油脂工业。也正是在新加坡，周颖南的事业才真正达到了顶峰，而使周颖南一飞冲天的，则是新加坡兴隆的酒店业。

1980年初，一位朋友对周颖南建议应尝试经营一下酒店，因为新加坡绝大多数人口都是华人，华人是讲究美食主义的，更有着流传几千年的底蕴深厚的华人饮食文化。听了这一建议周颖南顿觉思路一开，当下便决定开一家酒店试试。很快地，他就在胡姬大酒店的底层找到了一个理想的场地。经过市场调查，他发现在新加坡的中菜馆中，京菜、粤菜、川菜、沪菜甚至宁波菜都有了，却惟独没有可以和上述几大菜系分庭抗礼的湘菜。周颖南当下决定把酒楼的菜系定位在湖南菜上，立刻开了一家湘菜馆，没过多久就声名大噪。

考虑到中餐的正宗源头是在中国，周颖南特地带了一队人马回到祖国考察，从菜肴的色香味到酒店管理，他都认真地与内地同行进行讨教切蹉研究。他走了很多地方。收集了许多名菜名点的菜谱。接着又走访了美国、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我国香港和台湾。在考察途中，周颖南的心中萌发了将中餐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想法，甚至连酒店装修的风格也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突出地方风俗文化色彩，追求视觉冲击效果。他多年来收集了大量的古玩字画，这一次都拿出来装饰酒店内部，使客人在跨进酒店的第一时间就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同时在菜色上下功夫，让所有进餐的客人都能享受到最称心的服务。这一预想很快便付诸行动，酒店也几乎立刻风靡狮城。

古人说：“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迎，反遭其祸。”这句话确实不无道理。人生的得得失失就在于机遇的得失，有了一个机遇，抓住它，那么你就会一路胜策；相反，忽略它，远离它，那么就可能一生都陷在平庸之中。

7。打出自己的金字招牌

企业要生存、发展，必须得跟上时代的脉搏，而对于品牌来说．质量更是重中之重。想要打造品牌效应，就必须打出自己的金字招牌。

福州商人特别注重商品质量，决不为一己私利而干违法乱纪、坑害百姓的事，所以他们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响当当的“老字号”招牌。如洪肇奕创的“柒牌”，周少雄创的“七匹狼”，胡文虎的“万金油”……

做买卖，以次充好，以假充真，这是极其可耻的奸商行为，福商坚奂反对这样做．不搞商业掺假这一套。这就是福商的“货真价实”的经营原则。明清时期经营茶叶极易获利，当时有些茶商为了牟取暴利，往往在茶叶里掺假，而许多福州茶商则不与之同流合污。当时在福州茶商，绝大多数都能保证茶叶的质量，因此赢得了老百姓的信誉。

晋江有“中国运动鞋都”之称，在这里，集中了3000多家运动鞋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仅以订单形式销往海外的运动鞋就超过1亿双，2001年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4亿双。晋江运动鞋也是品牌战略的最早受益者之一，这里集中了一批在市场上极具号召力的运动鞋品牌，其中最有名的就是361°。

361°的创始人丁建通也是凭借“361°”这一金字招牌打入市场的。

丁建通共有四个孩子，都因为贫穷没能念上书，小小年纪就全都去附近鞋厂当了学徒。

1981年，丁建通看着孩子们都长得稍大了，他的脑子突然跳出一个想法，这四个孩子有的学做帮面，有的学做鞋底，有的学设计，加起来不就是一整套工艺流程吗？何不自己来办个鞋厂呢？为改变贫困命运，转向自己所不熟知的制鞋行业的丁建通没有犹豫，说做就做，他对未来充满了憧憬。下定决心后，丁建通筹集了2000块钱，买来工具和原料，自己加四个孩子就是一套人马，家里的客厅便是车间，一个小家庭作坊建立了起来。

家庭作坊刚开始一天能生产5双皮鞋，后来是10双，一双可卖20多元。丁建通每天都骑着自行车将鞋子卖到了泉州、石狮。每次走到繁华的街市，丁建通总要留心观察过往行人脚上穿的鞋子，常常是跟在别人的脚跟后面，一走就是两公里，晚上回来就能把鞋样画出来，第二天照着样做。那几年，丁建通画过几千张鞋图作为鞋样。

过了两年，家庭作坊竟积累了几万元，几个闲游人成了丁建通的第一批工人，工厂取名为“华丰鞋厂”。

1985年，丁建通引进了一次成型的制鞋设备，只要将制鞋原料放进去，出来的就是一双成品鞋，他们都称之为“旅游鞋”。据说，这种旅游鞋能上各种色彩，质量好、防水，但不透气，会发臭，不过东北人却最喜欢。那时销量好，一天至少有一车运到东北。

旅游鞋给丁建通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他决定扩大规模，向台湾鞋商供应商购买了机台和流水线，每天能生产一万双鞋，那时候华丰厂已改名万事乐。随着国内市场的发展，人们开始更热衷新式的运动鞋，于是从1989年开始，丁建通转向做运动鞋。运动鞋做了几年，丁建通开始有了朦胧的品牌意识，他招集家里几个人商量该有个牌子和商标。当时大家坐在一起，看到美国别克汽车“子弹头”商标图案觉得这个图案好看，于是就到工商部门，顺利地进行了注册。1994年，丁建通带领着自己的家人，成立了别克（福建）鞋业有限公司。

2000年，别克公司为了提高产品档次，开始向品牌经营转化，请了以李永波为首的中国国家羽毛球队作为别克品牌的形象代言人。有了李永波及其一帮世界冠军弟子的冠军形象效应，别克运动鞋的知名度在国内迅速提升，

就在1996年，欲进军中国市场的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惊讶地发现，中国很少有别克汽车，但遍地却是“别克”运动鞋。于是此后的几年里，美国的别克汽车与中国的别克运动鞋之间难免纠扯不清。丁建通说，“别克鞋类商标我们注册成功了，并没有错误。但是通用汽车是跨国大公司，要到中国投资，从国家大局出发，我们愿意让出这个商标”。在国家有关部门的协调下，最后丁建通顾全大局，同意换掉了“别克”品牌。但是丁建通很庆幸更改商标，他说：“更改后的‘361°’，比当初‘别克’的市场状况更好！”

在经过2003年这一个过渡年后，2004年“别克”正式改名为361°。把昨日的辉煌记录当做新的起点，360°转一圈后，还有1°等待你重新去挑战，重新去超越。丁建通说这个名字好记，又非常贴切地表达了走向新品牌的创新的理念和追求。品牌名称的更换，没有让361°销售额下滑，反而比上年有了更大的增长。消费者很快地接受了361°这个新名字。在2001－2004年里，361°运动鞋连续四年蝉联中国运动鞋销售量三甲。

8。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福建北部与西部是山区，山区人比较质朴、直爽，东部与南部是沿海，海边的人显得更精明、刁钻。但在总体上看，福建人的性格还是很有共性的，即柔中有刚。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正是这个道理。

福建人话语不多，外表平和、含蓄，不咄咄逼人、锋芒毕露，内在却刚强、坚毅、执着。喝酒是很能反映人的性格的。在酒桌上，福建人劝酒也不那么勤，特别是在城市里，生硬劝酒的做法已经过时，显得温和随意、文质彬彬。能喝的，自觉多喝，不能喝的，别人也不会硬灌。北方那种“站着进来，躺着出去”的酒风，福建人颇感畏惧．从对酒的态度上，很容易看出福建人缺少豪迈之气。倘若北方人与福建人一起喝酒，也许北方人会觉得喝不痛快，喝不过瘾。但福建人与福建人在一起特别是彼此熟悉的朋友，边喝边聊，能者多喝，不生劝硬灌，却有身心轻松、怡然自得之感。在福建，五六十度的白酒能喝一两斤的人．也是有一批的。尤其是在闽北、闽西山区，能喝的人不少。不过，他们即使能喝，也常含而不露。在酒桌上不张狂，不叫板，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喝到烂醉如泥。所以．能喝的人也常给人“不会喝”的印象。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北方人与福建人在酒桌上叫板，看福建人温文尔雅的样子，觉得他们不善喝，想把他们灌醉，不料福建人后发制人，待北方人喝得已有几分醉意，才连连进攻。结果，醉倒在地的竟是北方汉子。

福建素有“散文之乡”之称，几十年来出了不少散文家、诗人，比如冰心、林语堂、郭风、何为、舒婷，当今福建的几家文学刊物，如《福建文学》、《散文天地》，每日都能收到不少散文、诗歌投稿。但福建的小说创作不行，缺乏有震撼力的宏篇巨制。福建的闽剧、南音、梨园戏，都曲调柔美、清丽，与北方的京剧、信天游、河北梆子、山东快书，风格大相径庭。“文如其人”。这从另一个方面说明，福建人的气质上确实阴柔占了上风，阳刚之气不足。

福建人谦和而不软弱，他们的心灵深处有一股韧劲。福建出过不少精明能干的商人，比如，厦门的华侨陈嘉庚、永定的华侨胡文虎，都是声名赫赫的巨商。但福建也出过气吞山河的民族英雄。收复台湾的郑成功是福建人，抗英禁烟的林则徐也是福建人。在现代史上，福建还出现过一批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如张鼎丞、邓子恢、杨成武。他们取得如此崇高的地位．是转战南北、浴血奋斗的结果。据统计，在20多年的革命战争中，福建有10万人参加红军、新四军和游击队，其中2万多人参加长征，5000多人参加新四军北上抗日。在全省太平党员和红军游击队干部、战士中，为革命光荣牺牲的达4万多人；被国民党捣毁的革命基点村计2841个，被摧残致死的群众约38万人，被杀害的革命群众约9万人，真可谓“壮怀激烈”。

闽西素有“山歌之乡”之称，在革命战争时期，许多妇女唱着山歌送儿子、送丈夫、送情郎当红军上前线。比如，《十送郎》即是当时妇女送情郎时唱的一首山歌。十里相送，情意绵绵，依依难别，足见她们柔情似水。然而．毅然决然把情郎送上炮火纷飞、生死难料的前线，义足见她们意志何等顽强。柔与刚，是一对矛盾，而这对矛盾却统一到了福建人的身上。

福建是个颇有文化底蕴的省份。从历史的角度看，福建的文化也是很发达很有特色的。从唐代起，福建的重要都会建安（今建瓯）就多书肆，是中国重要的文化、出版中心。宋、元、明三代，建安的刻书极为盛行，世称“建本”。在福建的许多地方，都有文化古迹。福建有名的自然风景区武夷山，方圆60平方公里，不仅山青水碧，同时也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山，山崖上，溪水边，至今还珍藏若3000多年前古越人的船棺30多具，考古学家认为是中国船棺葬的主要发源地。还有不少历代的宫、观、寺、庙和摩崖石刻400多处。走进闽西的客家土楼，你能充分感受到客家人朝夕相处、团结友爱、和睦共居、和善好客、刻苦耐劳、怀德重教、读书奋进的民风。土楼往往雕梁画栋．这些绘画和雕塑，无不充满客家文化特征。承启楼有一副堂联，写的是“一本所生，亲疏无多，何须待分你我。共楼居住，出人相见，最宜结重人伦”；振成楼的大门楹联写的是“振纲立纪．成德达材”，中门楹联是“干国家事，读圣贤书”；后堂楹联是“振作哪有闲时．少时壮时老年时时时须努力；成名原非易事，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要关心。”这楹联即便今天读来，也能启人心扉。

可能与文化传统有关，福建人特别重视教育，福建的高考连续数年在全国名列前茅。福建人读书的刻苦、做学问的用功，也是有目共睹的。特别是那些科学家，克服各种困难，用毕生精力去钻研一个课题，没有顽强的意志力，又怎样支撑得下来呢?

福建人这种独特的性格心理，形成的原因是复杂的，这可能与福建人口构成及自然环境有关：从人口构成上看，福建有当地土生土长的闽越人，也有大量的北方移民．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在这里撞击、交汇、嬗变。福建人有着南方人的精明、细腻、狡黠，又有着北方人直爽、刚强的一面。两种性格糅台在一起，使得福建人柔中有刚。从自然环境上看，福建山清水秀，在这样的环境中，人的性格趋于温柔、细腻。但福建自古是个荒蛮之地，特别是在山区，山高谷低，交通不便，毒蛇猛兽出投，在这种环境下，意志力不坚强，没有韧劲，也是难以生存和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