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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在危机中崛起（第4页）

杨继盛虽被贬到狄道，但他的心志丝毫没有因这点挫折所动摇。狄道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当地人大多不识汉字。杨继盛到了那里勤政爱民，兴办学堂，变卖了家产帮助家境贫寒的青少年读书。当地百姓都爱戴杨继盛，呼他为“杨父”。

正当杨继盛把狄道治理得井井有条之时，鞑靼却屡屡破坏和议，多次进攻边境。仇鸾怕皇帝降罪，在惊恐中病发身亡。此时，明世宗意识到杨继盛的意见是对的，让他复职调回京城。此时仇鸾身死，严嵩也想拉拢杨继盛以便继续控制军权，哪知杨继盛对严嵩是深恶痛绝，认定他是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杨继盛回到京城不到一个月就揭发严嵩十大罪状，上奏章给明世宗，而且条条都证据确凿。他在奏章中尖锐地指出，严嵩之所以犯下了十大罪，还可以轻松蒙蔽皇上，是因为有“五奸”在暗中帮他，世宗身边已经布满了严嵩的间谍、爪牙、亲戚、奴才、心腹，所以圣聪蒙蔽，让小人可以为所欲为。

这道奏章无疑击中了严嵩的要害，严嵩恼羞成怒，继续在明世宗面前混淆黑白，诬陷杨继盛。最后，明世宗还是相信了严嵩，结果杨继盛被打了一百廷杖，打进大牢。

杨继盛虽然被廷杖打得遍体鳞伤，浑身溃烂，连狱卒看了都心中不忍，但他却泰然处之，像没事儿一样，一身正气让人叹服。杨继盛不死，严嵩始终寝食难安，最终撺掇明世宗把杨继盛杀害了。

严嵩掌权21年却不知收敛，一心只想着扩张自己的势力。他的党羽遍布朝廷各个重要职位，无法无天，终于也惹怒了明世宗。一次明世宗请道士蓝道行扶乩（一种迷信活动），蓝道行以扶乩的结果暗示世宗要除掉严嵩，迷信的明世宗这才下定了决心，暗中安排御史邹应龙逐步削弱严嵩的势力，在时机恰当时一举将他铲除。邹应龙经过周密考虑，决定先从弹劾严世蕃下手。

严世蕃依仗父亲权势，无恶不作，早已怨声载道。邹应龙弹劾严世蕃的奏章一石激起千层浪，明世宗果然下令把严世蕃惩办，发配到雷州，并且以此勒令严嵩退休。

严世蕃和他的同党却不知悔改，他们在去往雷州的路途中逃出，悄悄回到老家，网罗了不少亡命之徒和江洋大盗，并和汉奸汪直一起串通倭寇，准备逃亡日本。这件事最后还是传进了明世宗耳朵里，于是，他下令把严世蕃及其同党斩首示众，严嵩革职为民。至此，明朝历史上最大的权奸终于倒台了。

扫除倭寇

古时的日本称为倭奴国，所谓倭寇是指由日本渔民、农民、商人、武士、浪人等组成的海盗集团的泛称。他们从13世纪初到16世纪末，在中国沿海地区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对当地人民进行武装劫掠。在这一过程中，也有很多中国人与之相勾结。所以中国史书上将这些日本海盗以及后来与之勾结的内奸，统称为倭寇。从元末至明万历三百年的时间内，倭寇不断侵扰中国沿海地区，极大地干扰了民生。

倭寇的活动自元朝末年就已经开始，当时日本进入分裂时期，内战不断，许多败将残兵、海盗商人及破产农民不得已流亡海外。而当时中国恰好也是即将朝代更迭，无暇巩固海防，倭寇屡次袭击滨海州县得手。洪武时，海防整饬，又下达了禁海令，基本控制了海防。经永乐十七年（1419年）六月的望海埚一战，明辽东总兵刘江成功围剿了数千名来犯倭寇后，倭寇几乎销声匿迹。正统以后，因军事力量逐渐空虚，致倭患又起。这一时期的倭寇和内陆勾结比较严重，他们如果遇见官兵就谎称要去进贡，乘守备不注意就开始肆行杀掠。但总体说来，在嘉靖以前，倭寇作乱仅仅局限于个别地区，持续时间也很短，没有引起明朝的足够重视。

自嘉靖以后，倭寇活动猖獗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这其中的主要原因还与日本本土的局势变化密不可分。首先，日本内战加剧造成日本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大量破产和失业，在无奈的情况下，他们大多成为寇盗。其次，日本商业得到了发展，资产阶级萌芽开始产生。国内大小藩侯的奢侈欲望愈益增长，对中国物产和金银的需求增加。第三，这一时期也有大量的中国商人、破产农民和失意知识分子流落到了日本。其中有资本者开始进行走私贸易，无资本者就联和日本海盗一起进行抢劫。

这时，这些流落在外的中国人也成为倭寇的重要组成部分。像侨居日本的汪直、徐海、毛烈、陈东、叶明（叶麻）、邓文俊、林碧川、沈南山等，都是此类汉奸中的代表人物。他们熟悉中国地理，在日本封建地主的支持下，袭用倭人服饰旗号，开始对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进行大肆掠夺。但此时的明世宗朱厚熜却无心过问这些事情，只专心研究道教。朝廷之上，严嵩一手遮天，贪污腐败之风横行。蒙古又不断骚扰边境，倭寇活动更加猖獗。1553年，汉奸汪直、徐海内外勾结，倭寇聚集了几百艘海船，开始想在浙江、江苏沿海一带进攻，他们细分成许多小队，分头进攻，很快就抢掠了几十个城市。沿海的官吏腐败，兵士没有战斗力，一看见倭寇马上扭头就跑。

倭寇之患让躲在深宫里求仙问道的明世宗也无法回避，他只好叫来自己倚重的大臣严嵩商量对策。严嵩的党羽赵文华抓住皇帝喜好求神信佛的心态，提出要解决倭寇侵犯问题，唯有虔诚地向东海祷告，有了神明保佑，不愁倭寇不除。明世宗果然相信了赵文华的鬼话，于是就派他到浙江去祷告。后来，倭寇横行越来越肆无忌惮，只好选派了熟悉沿海防务的老将俞大猷前去平定。俞大猷到了浙江，连续大胜，打击了倭寇的嚣张气焰。但很快，提拔俞大猷的浙江总督张经就被赵文华陷害，俞大猷也受到株连而丢了官职。沿海的防务再度陷入混乱，倭寇的猖獗活动又无法遏制。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朝廷把山东的将领戚继光调到浙江才得到改善。

戚继光是山东蓬莱人。他到了浙江，先检阅那儿的军队，发现那些军队纪律松散，根本不能够打仗，就决心另外招募新军。他一发出招兵命令，马上有一批吃够倭寇苦的农民、矿工自愿参军，还有一些愿意抗倭的地主武装也参加了进来。戚继光组织的新军很快发展到4000人。戚继光是个精通兵法的将领，他知道兵士不经过严格训练是不能上阵的。他根据南方沼泽地区的特点，研究了阵法，亲自教兵士使用各种长短武器。经过他严格训练，这支新军的战斗力特别强，“戚家军”的名气就传开了。

过了几年，倭寇又袭击台州一带，戚继光率领新军赶到台州。倭寇在哪里骚扰，他们就打到哪里。

那些乱七八糟的海盗队伍哪儿是戚家军的对手，交锋了九次，戚家军一次次都取得胜利。最后，倭寇在陆地上呆不住，被迫逃到海船上，戚继光又用大炮轰击。倭寇的船起了火，大批倭兵被烧死或掉到海里淹死，留在岸上的也只得乖乖投降。倭寇见到浙江防守严密，不敢再侵犯。第二年，他们又到福建沿海骚扰。一路倭寇从温州往南，占据了宁德；另一路倭寇从广东往北，盘踞在牛田。两路敌人互相声援，声势很大。福州的守将抵挡不了，向朝廷告急。朝廷又派戚继光援救，戚继光带了新军赶到宁德，打听到敌人的巢穴在宁德城十里外的横屿岛。那儿四面是水，地形险要。倭寇在那儿扎了大营盘踞，当地明军也不敢去攻打他们。戚继光亲自调查了横屿岛的地形，知道那条水道既不宽，又不深。当天晚上潮落的时候，戚继光命令兵士每人随身带一捆干草，到了横屿对岸，把干草扔在水里。几千捆干草扔在一起，居然铺出了一条路来。戚家军兵士踏着干草铺成的路，神不知鬼不觉地插进倭寇大营。经过一场激烈战斗，盘踞在岛上的两千多个倭寇全部被歼灭。戚家军攻下横屿，立刻又进兵牛田。到了牛田附近，戚继光传出命令，说：“远路进军，人马疲劳，先就地休整再说。”

这些话很快传到敌人那里。牛田的倭寇真的相信戚家军暂时停止进攻，防备也就松懈下来。就在当天晚上，戚继光下令向牛田发起总攻击。倭兵毫无准备，匆促应战，禁不住戚家军猛攻猛冲，纷纷败退。倭寇头目率领残兵逃到兴化，戚家军又连夜跟踪追击，一连攻下了敌人六十多个营寨，消灭了溃逃的敌人。到天色发白的时候，戚家军开进兴化城。城里的百姓才知道附近的倭寇已被戚家军消灭。大家兴高采烈，纷纷杀牛带酒，到军营来慰劳。

第二年，倭寇又侵犯福建，攻下兴化。这时候，俞大猷已经复职。朝廷派俞大猷为福建总兵，戚继光为副总兵。两个抗倭名将一起，大败倭寇，收复兴化。1565年，俞、戚两军再次配合，大败倭寇。到这时，横行几十年的倭寇被基本肃清了。

张居正改革

明穆宗临终前，把自己年幼的儿子朱翊钧（万历皇帝）托付给高拱、张居正等几位大臣，希望他们好好辅佐朝政，教导小皇帝长大成人。其中最得明穆宗信赖的就是张居正。

张居正原籍湖北江陵，自幼聪明伶俐，而且勤奋好学，是乡里远近闻名的神童，22岁时就高中进士。他在走上仕途之后，更表现出卓越的政治能力，处理事情无论大小都十分认真负责。富有才干的他很快就得到上司的赏识，因此他的官职一升再升，不到几年的时间，就进入内阁做了大学士。

接受了穆宗遗命的高拱和张居正，都是朝中的权臣。明朝从太祖洪武皇帝起就废除了丞相，增设了内阁，在内阁大学士中选出一人作为首辅，全权负责，地位相当于丞相。当时的内阁首辅就是高拱，权力还在张居正之上。但高拱为人过于自大，做事喜欢独断专行。尽管张居正是一个有革除朝廷弊端大志的人，也非常受穆宗器重，但始终有高拱压在上面，使他难以有所作为，所以张居正始终隐而不发。

但张居正的机会很快就来了，小皇帝朱翊钧即位不久，人心不稳，高拱的独断专行就给他惹来了麻烦。原来高拱得罪了宫中太监冯保，而冯保是宫中最有权势的太监，皇帝年幼，还只能任人摆布，于是冯保联合对高拱早有意见的太后，罢免了高拱的官职，而张居正顺理成章当了内阁首辅。

张居正大权独揽以后，随即针对嘉隆以来的社会实际，实行了一系列改革。

目睹嘉隆以来“纪刚不肃，法度不行，上下务为姑息，百事悉以委徇”的颓败政局，张居正认为其症结在于吏治腐败。为此，他于万历元年（1573年）颁布实施“考成法”，以加强对各级官员进行监督考察。所谓“考成法”，就是对官吏的定期逐级考察制度。具体方法是：六部、都察院把应办事情酌量道路远近、事情缓急，定期限，立文簿，月终注销。同时另造文簿两册，一送六科注销，一送内阁查考。“抚、按奉行不力者，六部举之；六部欺蔽者，科臣举之；六科违制，内阁纠之。”这种逐级负责、层层考察制度的推行，保证了朝廷政令的贯彻执行，提高了行政效率。

与此同时，张居正还大力精减机构，裁汰冗官。在用人上，不拘一格，唯才是举。对贪官污吏则坚决惩处，毫不留情。经过这阵急风暴雨式的整顿，官吏“自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朝廷政令“号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明自中叶以后，一方面由于贵族、官僚、地主大肆兼并土地却大量隐瞒实际数目，拒不纳税，另一方面广大农民却产去税存，因而导致赋役负担严重不均，社会矛盾尖锐。同时，政府赋税征收日益困难，财政日益危机。为解决这一矛盾，张居正于万历六年（1578年）下令清丈全国土地。凡庄田、民田、职田、荡地、牧地，通行丈量，限三年完成。清丈结果比弘治时期多出三百万顷，其中仅隐占田地即被查出八十多万顷。

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张居正于万历九年（1581年）下令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

所谓一条鞭法，顾名思义就是将赋税和劳役相结合，统一折算成银子上交官府，官府再利用这笔钱雇人来干活。这样一来，百姓免除了劳役之苦，而且交一次税就很长时间不用再交，既减轻了负担，又安定了生活。而且这样一来税收账目清楚，那些经常投机逃税的地主们也只能老老实实地向官府交税。

一条鞭法的效果立竿见影，确实利国利民。老百姓都拥护这项新法令，张居正深得民心。短短几年间，国家财政收入就成倍增长，粮食也有了充分储备。皇帝和太后也更加信任张居正，这让张居正更能放开手脚，大胆进行自己的改革。

张居正紧接着就打算惩治腐败的问题。当时许多贪官不学无术，贪赃枉法，成为吞噬国家根本的蛀虫。很快张居正就制定了“考成法”，就是对朝廷大小官员进行定期考试，不合格的官员就降职甚至罢官，合格的官员才能留任，成绩优秀者则给予奖励并且升职。

“考成法”实行以后，朝廷的用人制度得到改善。这样，很多尸位素餐的官吏不敢再混饭吃。百姓们更是拍手称快，他们以前经常受到昏庸官吏的压迫，而现在有了“考成法”，能为民办事的官吏越来越多，百姓怎能不高兴。很多有能力的官员更加努力工作，知道总有一天会被升职的。

接着张居正的眼光又瞄准了国防。明朝在嘉靖皇帝时，解决了南方倭寇骚扰的问题，但北方常有鞑靼骑兵的侵犯，给京城北方造成了很大威胁。张居正对此煞费苦心。如果不消除边防隐患，明朝统治始终不能稳定，老百姓生活也无法安宁。必须要有一位得力将领才能胜任，张居正的目光很自然地落到了抗倭英雄戚继光的身上，他相信能担当这个重任的只有戚继光。张居正能知人善任，这是他改革能够取得成功的关键。这一点前任内阁首辅高拱根本无法与之相比。

戚继光被张居正调到北方后，马上开始整备北方各镇的军务，重点防范鞑靼人。戚继光果然不同凡响，很快整顿了军队，加强了部队的战斗力；接着他命部队并征集民工在山海关到居庸关这一段长城上重新修了几千座堡垒相互呼应，防御能力大为增强。这一来让鞑靼骑兵寸步难行，他亲自训练的戚家军勇猛善战，加上坚固的防御干事，接连多次让敌军无功而返。鞑靼人只好求和，表示永远和明朝友好，一直战火不断的明朝北方边境终于安定下来。戚继光继荡平倭寇之后再次立下大功，同时，张居正善于用人的功劳也很大。

正当万历皇帝20岁，开始逐步接手朝政的时候，张居正患病死去。本来万历皇帝也很怀念这位教导自己的老师，但很快他就发现没有张居正在身边是这样无拘无束，不需要再为犯下错误而担惊受怕。很多恨张居正的小人立刻借机挑拨，万历皇帝开始痛恨这位张先生的严厉，很快他下令抄了张居正的家，把他的爵位也给撤了。张居正的改革措施当然也遭到破坏，刚刚有一点转机的大明帝国政治又走了下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