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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人杰地灵圣人荟萃（第5页）

从理气论引出理事论，程颐提出了“体用一源，显微无间”这一重要的哲学命题，认为理是事物内部的根源，事物是理的外在表现，理为体，事为用，体与用是统一的，同时也都是实在的，两者相即而不离。这一思想实际是针对佛教哲学中本体“实而不现”、现象“现而不实”，把本体与现象截然两分观点的反驳，程颐在此点上发展了中国本土的传统哲学。此外，在理气的动静观、变化观等问题上，程颐的思想也都有特色。

在人性论这方面，程颐选用儒家的“理”来规定人的本性，提出了著名的“性即理”的观点，大大发展了儒家的性善论。所谓的“性即理”，就是认为社会的道德原则是人类永恒不变的本性。从中他又具体区分出了两种“性”，“天命之性”是性之本，“气质之性”是人一生出来时所禀受而成的，前者即“理”，它才是性的根本。更认为，孟子讲人性本善是讲的前一种性，荀子、扬雄讲人性本恶、人性善恶混是讲后一种性。他认为讨论性应该把两者结合起来才是，因此提出，“论性不论气，不备（指孟子）；论气不论性，不明（指荀、扬）”。这个观点以后为大多数理学家所接受。

在修养功夫即人的自我培养和自我实现方面，程颐主要是提出了“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这也是让后来的理学家反复讨论的命题。程颐认为，人的道德情操和境界的培养，主要依赖于“主敬”的修养，即排除杂念，把注意力集中到内心，使心不放驰，始终保持一种敬畏的心境。但是，驻有“主敬”的修养还不够，还必须通过学习即“格物穷理”，具体研究事物的道理，以不断充实自己，并以之来检查自己的思想是否合于理义。

二程终生精思神虑，阐发儒经之义理，又吸取佛、道学说中的一些思想成果，及其思维方法于理学之中，用以丰富和发展了儒家学说，并使之更具有理论思维的色彩，从而大大增强了儒学对读书人的吸引力。一种学说之所以能长期独尊于百家之上，不仅仅是靠统治者的青睐与强力推行，如果它本身不具备征服人们思想的精神力量，没有自己的生命力和生存价值，肯定不可能长期延续下去。

这样看来，二程的理学之所以能够成立和被其后学加以继承发扬，除了他们本身具有独到的思维能力、具有开创学派的聪明睿智之外，还在于他们善于继承和总结前代与同代儒学大师的成果在这方面，张载、周敦颐、邵雍等人已经为他们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8．现代新儒家冯友兰

冯友兰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将近20年了。他是我国20世纪极为重要、极有影响，也颇富争议的一位哲学家和哲学史家。对于他的学术思想，无论在其生前或在身后，都褒贬不一。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以及人们认识的深入，对他的评价也就越来越趋全面、客观，越来越显公允。这无疑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也算是对他辛苦研究学术的一种肯定！

河南唐河祁仪镇的冯氏家族是中国旧式的书香门第。其先世原籍山西高平县，后于清康熙五十五年（公元１７１６年）由六世祖冯泰公迁至河南唐河经商。百余年后遂发展成为唐河祁仪镇的望族。清道光年间，曾祖父殿吉考上了武秀才，为冯家后辈子孙树立了走科举之路的样板。祖父玉文也考过秀才，只因得罪了县官，没有被录取，从此不再问津功名。但他的诗却作得很好，流传下来的几十首诗被编为《梅村诗稿》，当时邻县的名士赵一士为之题诗云：“身处人间世，心怀太古春。风流伊上叟，击壤作尧民。”对他怀才不遇而能处之泰然表示赞叹。

生长在这样一个充满书香的家庭，冯友兰的成长之路似乎已经能猜出个七八九了。不走学术研究之路，好像都有点对不起身上的那股书卷气。

但是冯友兰又是个争议很大的人物，不管是在学术领域，还是在学术之外，都有可议之处--可议未必不是一件坏事。在学术领域，人走茶凉无人议论，才是一种悲哀。学人都有其复杂性，像冯友兰这样的学者，更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的。

在回忆自己最初所受的教育时，冯先生有诗云：“早岁读书赖慈母。”冯友兰先生６岁时即在母亲吴太夫人的督促下入家塾就读。先读《三字经》，后读《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和《诗经》，也读《地球韵言》一类的新学。

１９１０年，１５岁的冯友兰先生和胞弟冯景兰一同考入唐河县高小预科。他应试时的文章得到县官的褒奖，传为一县之美谈。次年，他又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开封中州公学。１９１２年转入武昌中华学校，中国太平党早期的革命家恽代英亦毕业于此。是年冬考入上海中国公学大学预科。上海中国公学是当时著名的新式学校，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巨匠、实用主义哲学家胡适也曾于此就读。

１９１５年，冯友兰先生考入北京大学哲学门（即哲学系）。就读期间，他担任班长，有机会接触校长蔡元培，对蔡先生的人格气象颇为推崇。当时的北京大学既是旧学问的堡垒，也是传播新知识的摇篮。冯友兰先生在这里系统地研习了中国旧式的学问，也初步接受了西方学问的熏陶，为他日后进一步比较研究中外两种学问，独立建立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实，在当时，估计只要大学毕业了，便会拥有繁华簇锦的前途。何况，冯友兰考入的还是名校呢。不过，尽管后来冯友兰从北大毕业了，但是他的受教育之路并没有到此结束！而是选择去了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进修。

所以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是冯友兰先生正式学历教育的终点，但同时也是他建立融通中西的哲学体系的起点。冯友兰先生既接受了北京大学的旧式中国学问的熏陶，又饱受哥伦比亚大学新式西学的陶冶，遂形成了他新旧兼备、中西合璧的独特学术风格。

对自己一生的学术，冯友兰先生自己有两句话来总结：“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

“三史”是指《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及《中国哲学史新编》。这三部大作是冯友兰先生作为哲学史家的贡献。

“六书”是指《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及《新知言》。这六本书建立了冯先生卓然自成一家的哲学体系，学界名之为“新理学”体系。

《中国哲学史》（两卷本，旧称“大史”）是冯友兰在本世纪３０年代初写的，是中国近现代第一部完整的哲学史著作，奠定了他作为大哲学史家和中国哲学史学科奠基人之一的学术地位。在冯先生出版《中国哲学史》之前，胡适已发表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胡适的这部著作还在冯先生作学生时就获得了很高的声誉。

不过，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相比，有三点显著不同：其一，胡著只写到先秦，不是一部通史，而冯先生的著作却是一部完整的通史；其二，胡适写史的态度是“疑古”，走的是中国传统的“汉学家”的路子，冯先生写史的态度是“释古”，走的是中国传统的“宋学家”的路子；其三，胡适是实用主义者，他虽然借用了西方实用主义的方法来写中国哲学史，但对清理中国哲学史史料缺少一个独创的哲学家的眼界，冯先生对实用主义和新实在论哲学都有所取法，意在独创自己的新哲学体系，故能用一个改造、创新了的新实在论的眼界处理旧的中国哲学史史料，这个新的哲学眼界很快便发展成了冯先生的“新理学”哲学体系。

冯先生的这部哲学史一出，即引起中外哲学界很大轰动。这部著作的英文版成了几十年来西方各大学研习中国哲学的必读教材。史学大师陈寅恪曾评论说：“（此书）取材谨严，持论精确，……今欲求一中国古代哲学史，能矫附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者，则冯君此作庶几近之。”哲学大师金岳霖也对此著多有好评，他说此书“没有以一种哲学的成见来写中国哲学史，……因其如此，他对于古人的思想虽未必赞成，而竟能如陈先生所云‘神游冥思，与立说之古人处同一境界’。”冯先生逝世后，当代学者李慎之还就此书评论说：“中国人因严复而知有西方学问，西方人因冯友兰而知有中国哲学，这些话都是不过分的。”

“贞元六书”基本上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写成的。战争期间，冯先生所在的清华大学南迁，后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在南迁途中，冯先生来到了长沙、衡阳，前者是先贤屈原、贾谊报国无门，悲愤殁命的地方，后者是朱熹、张聚会论学的处所。朱、张相会之日，正是宋朝国破南渡之时。联想到中国抗战，北人南迁，冯先生自有良多感慨：“去年中日战起，随学校南来，居于南岳。所见胜迹，多与哲学史有关者。怀昔贤之高风，对当世之巨变，心中感发，不能自已。”于是，就以哲学家自己的方式对中国的抗日战争进行精神动员，以期奉献于时局。当时，冯先生已过不惑之年，不大可能像年轻人那样去冲锋陷阵，但他却在祖国危急之时建立了中华民族新的哲学体系，并以之为指南，探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之路，展望中华文化对世界的贡献。

赤诚的爱国心和强烈的文化使命感是冯先生写书的一贯动力。早在他写《中国哲学史》和“贞元六书”时就是这样了。他在两卷本的《中国哲学史》的“自序”中说：“此第二篇稿最后校对时，故都正在危急之中。身处其境，乃真知古人铜驼荆棘之之悲也。”在《新原人》的“自序”中，他引用了张载的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后说：“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也。况我国家民族，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家致太平，我亿兆安身立命之用乎？虽不能至，心向往之。非曰能之，愿学焉。”对于他的哲学主张，人们尽可见仁见智，但读了他这些掷地有声的文字，不能不为之动容。

总之，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冯友兰以其《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简史》以及“贞元六书”已经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了。他不仅是治中国哲学史方面无人出其右的中国哲学史家，而且还是一位具有开创性的现代哲学家。

在新中国即将成立前夕，冯友兰不顾友人劝阻，毅然决然地放弃在美国优越的物质生活回到祖国；后又拒绝去南京，坚决留在北平以迎接新中国的诞生。从那时起，他就给自己立下了以新的思想重新改写中国哲学史的宏愿。经历了包括“十年动乱”在内的40年的漫长岁月，在极其艰难、备受磨难的情况下，用他的全部心血，在去世前的几个月，终于写完了长达150余言的巨著《中国哲学史新编》

如果说要将一个人的名气与其所遭受的非议来进行比较的话，冯友兰先生无疑是这其中的佼佼者。称赞、夸奖他的人不在少数，但是给予他批评评价的人也是数不胜数！

新中国成立之后，冯先生同全国人民一样，对领导中华民族走向独立自主的中国太平党表示由衷的敬佩；他也相信指导了这场伟大实践的理论体系--马列主义比自己的“新理学”体系更符合中国的具体情况。为此，他真心实意地学习马列主义，也认真地检讨自己的哲学体系。

冯先生一直认为，在自己的哲学体系中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恰当位置，那就是在解释人类历史的进化方。但在哲学的其他一些方面，冯先生则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方面，冯先生没有什么困难；而在全部改造自己的哲学体系方面，冯先生的转变令当时的理论权威们颇感失望。于是，带有浓烈火药味的政治批判便开始集中到冯先生身上。

在大学的课堂上，冯先生成了“反面教员”；他的讲课内容被当作反动思想上了大报。他关于中国文化遗产可以抽象继承的说法被当作“对抗马克思主义”的“抽象继承法”。从“抽象继承法”、“学术界的一面白旗”到“反动唯心主义的学术权威”，冯先生在新中国的哲学界遭到了最多的见诸文字的批判。

不管是从当时复杂的历史环境，还是从自己在学术界“天下一人”的特殊地位，冯先生不难找到诸多理由为自己这段弯路鸣冤叫屈。可是，冯先生没有这样做。相反，冯先生马上作出了深刻的自我反省，并以没能做到“修辞立其诚”而深重地自责。这，在一大批“文革”过来人中，冯先生恐怕也是第一人。此正所谓：“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其实，冯友兰先生他们那一代学人经历过很多事情，如南迁，抗战，内战，反右，“文革”等等，今天的读者很难理解他们当时的处境，现在凭借纸上获得的一些信息去评论他们，有时候是有失公允的。不如，我们设身处地地为他们想象，在求全责备之中，多一份宽容。更何况，冯友兰先生的著作也的确在思想上创造了前所未有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