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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人杰地灵圣人荟萃（第3页）

虽然他一生淡泊名利，主张修身养性、清静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则充满着对当时世态的悲愤与绝望，从他哲学有着退隐、不争、率性的表象上，可以看出庄子是一个对现实世界有着强烈爱恨的人。

正因为世道污浊，所以他才退隐；正因为有黄雀在后的经历，所以他才与世无争；正因为人生有太多不自由，所以他才强调率性。庄子是以率性而凸显其特立的人格魅力的。正因为爱的热烈，所以他才恨的彻底，他认为做官戕害人的自然本性，不如在贫贱生活中自得其乐，其实就是对现实情形过于黑暗污浊的一种强烈的觉醒与反弹。

庄子是主张精神上的逍遥自在的，所以在形体上，他也试图达到一种不需要依赖外力而能成就的一种逍遥自在境界；庄子是主张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具有平等的性质，人融入于万物之中，从而与宇宙相终始；庄子提倡护养生命的主宰亦即人的精神是要顺从自然的法则，要安时而处顺；庄子要求重视内在德性的修养，德性充足，生命自然流注出一种自足的精神的力量。

逍遥自由的境界是庄子哲学最高的价值追求，这种自由不是今人所说的社会自由、选择自由，更不是一种将欲望无限夸大想怎样就怎样的自由，而是一种基于对生命的尊重和珍视，内心与自然、社会和谐相处融而为一，从而产生出来极富有美感的情感自由。这种富有自由美感的情感世界源于庄子所提倡的心灵世界的原真性，即内心自由。

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道法自然”的观点，认为“道”是无限的、“自根自本”、“无所不在”的，并认为“道”是宇宙生命的标记，是人的心灵所达到的最高的存在状态。庄子强调事物的自生自化，宇宙的演化和生命的轮回都有其自身的规律，否认有神的主宰。他认为“道”是“先天生地”的，“道未始有封”，即“道”是无界限差别的，也就是在“道”面前人人平等，要顺乎天道，顺其自然，自然而然。

天人合一庄子追求的理想境界，也就是现代意义上人和自然在和谐中共同发展。他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其中的我是指人的生命，并非特指某一个人。“天与人不相胜也”，他极为强调人要顺应自然，顺势而为，不要战胜自然，而是要与自然融化为一，从而在自然发展中得到人的自由发展。人和自然在和谐中共同发展，这种基于天人合一的生存理念而演化出来的发展哲学是多么精到深邃。

生死自然的思想集中表现在对待丧礼的态度上。庄子认为生命本身来之于自然，而死不过是复归于自然。从哲学上分析，生死之间是相互转化的，因此，人在生命过程中并未得到什么，也未失去什么，自然也就不用悲伤了。儒家的“哭丧”是强调生者对死者的感情和生之可贵。但在庄子看来“哭丧”是不必要的。他认为“哭丧”不是感情的自然流露，而是一种生者对死者表达情感的一种外在形式。

庄子怀有对人的生命即对情感生命的悲怅性关注。庄子已经摆脱了人类学意义上的生命，而是站在哲学的高度上来看待生命的。为自己而活，活出自我，活出自己的真本色。没有依赖，没有虚伪，有的是生活的一种“自适”。现实已经让人很无奈，我们又何苦囚禁自己自由的心灵呢？

在辩证的思想上面，庄子并没有局限在自然界的万物中，并延伸到人的意识层面上。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都充满了相互联系并不断变化着的矛盾。“故德有所长，而行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所谓诚忘。”真正的忘记，是人们忘记了他们应该记得的，而总是记得他们应该忘记的。那么什么是应该忘记的，什么是应该记得的呢？这又将是一个因人而异的谜！庄子的答案是哲学式的：即无所谓忘记和记得，只要人道法自然，逍遥自由，活出了自我，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忘和记又有什么意义呢？

尽管庄子的思想已经达到了所谓的高度，但是，不可避免的还是会有局限。追求精神自由，却难免陷入苛求绝对的自由，即无所依赖，无所依傍。这样的话，庄子体验到了精神自由的愉悦，是一种超脱凡尘，超越自我的大愉悦。所以他能够轻生死，舍权贵，也就容易陷入对此的极端追求之中。

对知识的彻底否定，是庄子的另一局限。人的生命的确是有限的，但知识却是无限的，拿有限去追求无限，那人岂不是很痛苦！

或许，庄子的出身背景和个人成长经历，对他也有着极大的影响。他认为人类存在的最大悖论就是他不得不端起他亲手酿造的苦酒，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中制造出的。一个人的生命也许是这样度过来的：他们出生，他们受苦，他们死亡。苦难是人面临的巨大挑战，人们试图以各种方式去回应它，庄子寻求的是人内心的解脱和自由。

尽管庄子在思想上有这样那样的局限，但是，仍然不可否定他的地位。后人在思想、文学风格、文章体制、写作技巧上受《庄子》影响的，可以开出很长的名单，即以第一流作家而论，就有阮籍、陶渊明、李白、苏轼、辛弃疾、曹雪芹等，由此可见其影响之大。

后世道教继承道家学说，经魏晋南北朝的演变，老庄学说成为道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庄子其人并被神化，奉为神灵。唐玄宗天宝元年（七百二十四年）二月封“南华真人”。所著书《庄子》，诏称《南华真经》。宋徽宗时封“微妙元通真君”。

⒌春秋第一人--子产

子产是春秋时代郑国的著名政治家，被推许为“春秋第一人”清王源说：“子产当国，内则制服强宗，外则接应大国，二者乃其治国大端，……子产为春秋第一人。”清李元度则直截了当地说，子产之德过于管仲，即使是诸葛亮，也不过是以管仲、乐毅自况，不敢比拟子产。的确，正是由于子产的光辉，“后半部春秋”才不至于过分暗淡。

先秦是思想家层出不穷的时代，对中国文化具有奠基意义，这是不争的事实。这些思想家们比较关心的是现实政治问题，对超越现实的宗教信仰大都不感兴趣。

真正具有宗教学家气质，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有突出贡献的，大概首推子产了。

子产，春秋战国时期郑国人，郑国王室贵族的后代，爷爷是郑穆公（前649-前606），爸爸是子国。约生于公元前584年，死于公元前522年，享年六十二岁。

不过，提起子产，首先冲入大家脑海里的身份，不是他对宗教学说的研究成果，而是他的政治身份。

子产首先是个政治家，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子产在政治家中属于比较另类的，颇有牛仔作风。公元前542年，子产陪郑伯到晋国送礼，晋平公有事没及时接见，于是子产派人把国宾馆的墙全拆了。平公派人照会，表示抗议，反而被子产一顿抢白，大意是说：咱们千里迢迢到晋国来进贡土特产，您却迟迟不接见，咱们不能及时表忠心，心里这个急呀！东西实在太多，要是不拆墙，就没地方放财礼了，这罪过不是更大吗？结果是晋国连连道歉，赶紧接见，好吃好喝招待了郑伯。

不过，真正让子产声名鹊起的还是“不毁乡校”。当时郑国人有个习惯，父老乡亲们常常到乡镇里的学校扎堆聊天，议论国家大事，就像北京“的哥”开出租车喜欢和乘客议论国家大事一样。北京“的哥”是在小车里议论，范围很小。郑国很多人聚在学校里议论，影响就大了。

所以，就有人提出要关闭校舍！这下子产可不答应了。就说：“为什么要关闭校舍？老百姓早晚到那里逛逛，谈谈国家大事，这是他们关心国家啊。他们称赞的事情，我就实行；他们恼火的事情，我就改一下。他们实际上是我的老师，怎么能毁掉呢？我听说，真心钟爱自己的人民，就可以减少怨恨，没听说靠强硬手段威吓可以防止怨恨的。毁掉乡校，当然能把批评的声音堵住，可是你想过没有，民怨像大河一样，修筑堤坝可以阻挡一阵，一旦决口，不知要伤害多少人，那时候抢救也来不及了。不如开出一些小渠道，因势利导。我的意思是说，把乡校里的议论当做药来吃吧。”

既实行猛政，又容纳人们的反对，这看似对立的宽严两面，在子产那里得到了统一。子产在春秋时期首创了多元局面。

可是，先秦搞政治的人实在太多，且不说文王、周公这样的一代宗师，即便是齐桓公、晋文公等春秋霸主，在政治上的成就也远远超过子产。如果子产在政治家里厮混，排名至少在二十名以外。但像他这样既有丰富的宗教信仰知识，又有自己独到的宗教理解，还亲身参与宗教实践活动的人，如果放在宗教学家里，那倒是算得上开山祖师级别的。

子产体现出自己拥有着丰富的宗教学说知识的时候，还是在晋平公病倒的时候。当时占卜的说是“实沈、台骀为祟”，晋国的元老叔向和太史都搞不清楚实沈、台骀是哪路神仙。子产一到，马上道出原委：实沈是参星之神，台骀是汾水之神。不过他说平公的病跟这二位神仙没什么关系，主要是太好色，连同姓（即姬姓）的侍妾都要弄四个；只要把这四位侍妾赶出去，就没事了。

太史是各个国家的国宝级学者，而且专业方向就是宗教学，可堂堂春秋大国的太史，竟然还要向子产求教，我们不能不对后者的渊博刮目相看。

子产在郑国执政的时候，有位被冤杀的贵族，名叫伯有，整天在郑国显灵、闹事，搞得郑国人心惶惶。后来还是子产出马，安抚了伯有。子产还因此对当时的鬼魂观念进行了总结、归纳。他认为，人死了要变成鬼，这是没有疑问的；但只有非正常死亡的鬼才会作祟。

这样的解释似乎还不够让百姓收回受到的惊吓！于是，子产又进一步的进行了总结：他最早用精气说来证明人死化为鬼的过程，同时还指出了人成为神的可能。当时人们对于人、鬼、神之间可以相互转化是确信的，子产的解释把它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而且通过强调伯有的家世来证明他能够为鬼，标志着将社会属性引入到鬼魂观念之中，即把鬼的技能指数与其生前的社会地位密切地联系起来。这种认识主要以社会地位来判断鬼的能力大小，道德评价的意味并不明显。

最后更是告诉乡民只要给鬼安排好食宿，吃得好，住得好，它就不会出来骚扰人类。后世的鬼神信仰，基本遵循了子产提出的这几条原则。

子产对祭祀的实践和原理都很熟悉，但他不是简单地赞同或反对祭祀，而是从实际出发，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角度出发，合理地运用祭祀活动。

由于子产对祭祀原则的灵活使用，国民也深受感召，多次在发生异常情况时向子产请愿，要求举行祭祀活动。

虽然子产没有创立成熟的宗教，也没有留下什么鸿篇巨著，但他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上，对宗教学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在整个先秦时期是无人可比的。说他是先秦最伟大的宗教学家，一点也不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