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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4章 雍正 最怕人亡政息也（第1页）

雍正：“朕从没想到朕的弘历孩儿居然如此昏庸！”

也许，这是我儿专门给下一代皇帝留下来的肥猪？

【故而，张居正和当时的社会形势所比起来，还真算不上贪官。

就比如清朝时期，还有一句顺口溜“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更是揭露了当时官员贪污成性的不正之风。

就连被现代人誉为清朝最好的一位皇帝，爱新觉罗福临胤禛，当初推行改革的时候，也不得不妥协。

康熙皇帝去世的时候，大清国库的银两只有八百万两，这使得刚刚登基的雍正不得不面临这棘手的财政问题。

康熙皇帝留下如此巨大的财政空缺，与他生前的穷兵黩武有很大的关系，平三藩、大小金川、灭准噶尔、攻打沙俄等一系列的战争，几乎掏空了顺治爷留下的家底。

到了雍正的手里，清朝几乎只剩下一个空壳子了，顺治皇帝再不济，也给康熙留下了3000万两左右的白银呢。

雍正皇帝不可能再去抱怨他的父亲康熙，他只能从清朝财政体系的漏洞下手，找来找去，雍正找到了一项重要的财政漏洞：耗羡银。耗羡银是怎么回事呢？

这其实与当时的白银冶炼技术有关，清朝规定，地方上收缴的地丁银两，必须按规矩铸造成符合重量和成色的银锭之后，才能统一交到国库。

由此就出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白银在融化、铸造以及运输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会有损耗，那么这些损耗到底谁来负责呢？

因此，清朝的地方官员在征收地丁税银的时候，往往会以“火耗”为由，额外地增加征收税银的数量。

此外，粮食谷物这类的税收在征收的时候，也会产生例如鸟雀虫鼠啃咬以及运输过程中的损耗，因此谷物同样有额外的征收数量。

也就是说，“火耗”以及“雀鼠耗”这样的财政陋习，不仅增加了百姓实际上的财政负担，也给了地方官员很大的漏洞钻营，尤其是北方的一些官员，动辄以“火耗”来推卸征税不力的责任，而后从中获取私利。

康熙后期尤其是康熙晚年，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但爱面子的康熙为了表示自己对百姓的爱护，还是宣布了“永不加税”这样的政策，这就使得康熙朝的税收成为了一个大问题。】

“爹不孝顺，给儿子居然留下来这么大的坑！”雍正腹诽道。

“哟，咱怎么记得这个康熙还是那个劳什子的清朝好皇帝呢？居然也如此昏庸蠢笨？”朱元璋一副看笑话的模样。

“咱就知道异人不能治中华！”

“父皇，这不是接来还有这个雍正皇帝治国嘛！刚才天幕可是讲人家和我大明的张先生并列做大改革家呢！”

【此外，康熙晚年的清朝政治风气远不如康熙元年到康熙四十年之间，康熙四十年之后的清政府贪官污吏横行，这一点是历史学界公认的问题。

正是这样的财政措施和政治环境，造成了康熙晚年国库的空虚，山东和山西州县税收的亏空都超过了60万两，而南方诸省的治下各县，也大都亏空4000到10000两不等的税收，可以说火耗问题是清朝一直以来的官场陋习。

雍正皇帝上位之后，马上就推行了“耗羡归公”的措施，并且提出了“养廉银”的政策。所谓的“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实际上就是将各个省份私自摊派的“火耗”改为法定正税，这部分税收的数量由清政府根据各州县的情况统一规定。

就好比原先的“火耗”是地方官员根据当地惯例征收的，这部分的收入与国家财政没有关系，但雍正皇帝规定从此以后这部分的银两归国库所有，也就是所谓的“归公”了。

那么，在银锭铸造和运输过程中的损耗由谁来承担呢？原先是州县官员通过额外征税自我承担的，现在变成了清政府统一从“归公”的

银两中拨款，这部分的钱减掉实际损耗的银两就是结余，这部分的结余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养廉银”了。

“耗羡归公”通过官方统一调控的手段，有效地制止了地方官员以摊派为名私自征税，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同时也避免了地方官员征税不力的借口。

而“养廉银”与“公费银”以合法的方式增加了官员的薪俸，同时也解决了地方工程款的问题。

雍正皇帝提出的“耗羡归公”和“养廉银”，是清朝初期一次伟大的财政改革，它实现了民生、吏治与国家税收三者之间的共赢。

但非常可惜的是，雍正皇帝的苦心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耗羡归公”在面对突发事件时明显捉襟见肘，比如黄河某一段决堤需要地方上自我修复，地方官员很难拿出这笔钱的，再比如西北地区因战争所需的军费，也很难用一刀切的“公费银”解决。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官员们的升迁以及地方上的政绩，往往需要通过一些“关节”来打通。比如县官想要得到上级的提拔，那么他必定要孝敬一番，那么这笔钱从哪里出呢？

按照以往的惯例，他可以从下级身上搜刮，名义的话可以从“火耗”上面做文章。但是“火耗”的自主权被中央拿走了，地方上的官员无法层层剥削，这自然就引起了官员们的反感以及反弹。

本来雍正只是妥协于官僚阶级出台的“养廉银”制度，实际上这是在变相的增加官员收入，减少贪污率，谁曾想，当时大清的风气已经烂到骨子里了，纵然是雍正这样用心良苦的政策，还是被上下骂声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