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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4章 守变之道 孔子择礼的智慧（第1页）

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

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论语?子罕》中的这段论述，生动展现了孔子在礼制变革中的“守变智慧”——面对“麻冕改纯”的礼制简化，他因“俭”而“从众”，认可符合实际需求的变革；面对“拜礼从下改上”的礼制异化，他因“泰”（傲慢）而“违众”，坚守礼仪背后的道德内核。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礼制或被简化失序，或被异化失本，孔子的选择并非固执守旧，也非盲目跟风，而是以“礼的本质”为标尺，区分“形式之变”与“核心之守”。在当代社会，传统文化面临传承与创新的双重命题，重新审视孔子的择礼智慧，对我们理性对待传统、平衡守正与创新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溯源：春秋时期的礼制变革与孔子的礼学背景

要理解孔子对“麻冕”与“拜礼”的不同选择，需先回到春秋时期的礼制变革语境，看清当时礼制的“形式异化”与“核心流失”，以及孔子“以仁释礼”的礼学思想基础——正是这样的时代与思想背景，让他的择礼智慧更具针对性与深度。

（一）春秋礼制变革：形式简化与核心流失并存

西周时期，“礼”是社会秩序的核心，涵盖祭祀、朝聘、宴饮、婚丧等方方面面，既有严格的形式规范（如服饰、礼仪动作、器物规格），又有明确的道德内核（如敬、诚、谦、和）。但到了春秋时期，随着周王室衰微，礼制开始出现“形式简化”与“核心流失”的双重变革：

1。形式简化：因实用需求的必要调整

春秋时期，社会动荡加剧，生产力水平有限，一些过于繁琐、耗费资源的礼制形式，因不符合实际需求而被简化。例如，祭祀用的礼器，西周时需严格按照等级使用青铜鼎（天子九鼎、诸侯七鼎），但春秋后期，部分诸侯因资源不足，改用陶鼎替代；礼仪服饰的制作工艺，西周时复杂精细（如麻冕需“三十升布”，制作耗时耗力），春秋时期则出现简化版本（如用丝织品“纯”替代麻）。这种“形式简化”多源于实用需求，本身并非对礼的否定，而是礼适应社会变化的体现。

2。核心流失：因傲慢功利的本质异化

与“形式简化”不同，另一种礼制变革则是“核心流失”——礼仪形式虽在，但其背后的道德内核（如敬、谦）却被傲慢、功利取代。例如，朝聘礼中，西周时诸侯见天子需“拜于堂下”，以体现“谦敬”之心；但春秋时期，部分诸侯因势力增强，傲慢之心滋生，改为“拜于堂上”，将礼仪形式沦为彰显地位的工具，完全背离了“敬”的核心。又如，宴饮礼中，西周时“宾主相敬”，注重礼仪交流；春秋时期则出现“酒过三巡便无礼”的现象，宴饮沦为权力交易、炫耀财富的场合，失去了“和”的内核。这种“核心流失”的变革，正是孔子极力反对的，因为它让“礼”从“社会秩序的纽带”沦为“功利傲慢的外衣”。

（二）孔子的礼学思想：以仁释礼，重质轻形

面对春秋礼制的变革，孔子并非全盘否定，而是提出“以仁释礼”的礼学思想，将“礼”的核心从“形式规范”转向“道德内核”。他在《论语?八佾》中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明确指出，若没有“仁”（核心是敬、诚、爱）的支撑，礼仪形式便毫无意义。在他看来，“礼”有两层内涵：

形式层面：包括服饰、动作、器物等外在规范，这一层面可根据实际需求适当调整，只要不违背核心道德，简化并非不可；

核心层面：包括敬、诚、谦、和等道德理念，这一层面是“礼”的灵魂，一旦流失，“礼”便沦为空壳，必须坚决坚守。

这种“重质轻形”的礼学思想，为孔子对待“麻冕”与“拜礼”的不同态度奠定了基础：“麻冕改纯”是形式简化，且符合“俭”的美德，不违背核心；“拜礼从下改上”是核心流失，体现“泰”的傲慢，违背礼的本质，因此需分别对待。

二、解析“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形式之变，合道则从

“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是孔子对礼制形式简化的理性选择。“麻冕”是西周礼制规定的祭祀礼帽，制作繁琐；“纯”（丝织品）是春秋时期出现的简化版本，制作简便且节省资源。孔子选择“从众”，并非盲目跟风，而是基于“形式服务于核心”“变革符合美德”的判断，体现了他对礼制变革的灵活性。

（一）麻冕与纯冕：礼制形式的古今差异

要理解孔子的选择，需先厘清“麻冕”与“纯冕”的具体差异，以及这种差异背后的“形式成本”与“实用需求”：

1。麻冕：西周礼制的繁琐形式

据《礼记?郊特牲》记载，西周时期的麻冕“三十升布，易之，为三百度”——“升”是布的粗细单位，“三十升布”指非常精细的麻布，制作时需将经线反复织三百次，工艺极为繁琐。这种麻冕主要用于祭祀场合，是天子、诸侯、大夫等贵族的必备礼帽，其“繁琐形式”原本是为了体现对祭祀的“郑重”，但随着时间推移，这种繁琐逐渐成为一种负担：一方面，制作麻冕需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普通贵族难以承担；另一方面，春秋时期祭祀频率降低，过于精细的麻冕也不符合“实用”需求。

2。纯冕：春秋时期的简化变革

春秋时期，随着丝织技术的发展，出现了用丝织品“纯”制作的礼帽——纯冕。与麻冕相比，纯冕有两大优势：一是制作简便，丝织品的纺织工艺比精细麻布更高效，节省人力物力；二是成本更低，丝织品虽也贵重，但制作周期短，整体成本低于麻冕。更重要的是，纯冕虽形式简化，却未违背祭祀“敬”的核心——佩戴纯冕参加祭祀，依然能体现对神灵、先祖的敬意，只是去除了不必要的繁琐形式。这种“简化而不失核心”的变革，正是孔子认可的。

（二）“俭，吾从众”：选择背后的三重逻辑

孔子选择“从众”接受纯冕，并非简单的“随大流”，而是基于“实用理性”“美德契合”“核心坚守”的三重逻辑，体现了他对礼制形式变革的深度思考：

1。实用理性：形式服务于需求

孔子认为，礼制形式应服务于实际需求，而非成为束缚。麻冕的繁琐制作，在西周资源充沛、祭祀频繁的背景下，能体现“郑重”；但到了春秋时期，资源有限、祭祀需求变化，继续坚持麻冕的繁琐形式，便会陷入“形式大于内容”的误区。纯冕的出现，既满足了祭祀对礼帽的基本需求，又适应了春秋时期的实用条件，这种“形式服务于需求”的变革，符合孔子的实用理性。他曾说：“礼，与其奢也，宁俭”（《论语?八佾》），明确表示礼仪与其奢侈繁琐，不如节俭实用，这正是他选择纯冕的重要依据。

2。美德契合：简化符合“俭”德

“俭”是孔子推崇的重要美德，他在《论语?学而》中说：“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将“节用”（节俭）作为治理国家的重要原则。纯冕相比麻冕，制作更节省资源，符合“俭”的美德；而继续使用麻冕，则会因“耗费过多”违背“俭”德。在孔子看来，礼制形式的变革若能与美德契合，便是值得认可的——纯冕不仅简化了形式，更传递了“俭”的美德，这种“形式变革与美德统一”的情况，自然值得“从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