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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2章 慎言三境 孔子罕言利命仁的智慧（第1页）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子曰：“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中的这句记载，看似简单，却蕴含着孔子对人生核心命题的深刻思考。“罕言”并非“不言”，而是“不轻易言说”——对“利”（利益），他克制言说，避免世人陷入功利迷障；对“命”（天命），他审慎言说，引导众人敬畏却不盲从；对“仁”（仁德），他深沉言说，将其作为毕生践行的信仰而非空谈的口号。春秋时期，社会动荡，功利主义盛行，人们或追逐私利而背弃道德，或盲从天命而放弃努力，或空谈仁德而缺乏实践。孔子的“罕言”，正是对这些乱象的清醒回应，为后世划定了对待利益、天命与仁德的理性边界。在当代社会，利益诱惑、命运困惑、道德滑坡等问题依然存在，重新审视“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对构建健康价值观、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溯源：春秋社会背景下的“利”“命”“仁”困境

要理解孔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的深意，需先回到春秋时期的社会语境，看清当时人们在“利”“命”“仁”三个维度面临的普遍困境——正是这些困境，让孔子选择以“罕言”的方式，传递审慎与理性的态度。

（一）“利”的泛滥：功利至上，道德滑坡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礼崩乐坏”，原有的“以义为上”的价值观逐渐被“以利为先”取代。诸侯为争夺土地、人口与财富，频繁发动战争，如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的表象下，实则是为了齐国的霸权与利益；卿大夫为谋取私利，相互倾轧，甚至弑君夺权，如鲁国的季孙氏“三分公室”，将国家权力与利益据为己有；普通民众也受此影响，为追求眼前利益，背弃道德规范，出现“父子相残”“兄弟反目”的现象。

《左传》中记载的“郑伯克段于鄢”，便是功利至上的典型案例：郑庄公为巩固权力，纵容弟弟共叔段扩张势力，待其叛乱后再一举铲除，表面是“维护国法”，实则是为了个人权位，完全不顾兄弟亲情；共叔段则为争夺王位，不惜背叛兄长，最终落得逃亡的下场。这种“为利弃义”的行为，在春秋时期屡见不鲜，导致社会道德滑坡，人际关系紧张。孔子目睹此景，深知过度言说“利”会加剧功利主义泛滥，因此选择“罕言利”，引导世人关注“义”而非“利”，重建道德秩序。

（二）“命”的迷思：盲从天命，放弃进取

春秋时期，人们对“天命”的认知存在严重误区——或将“天命”视为不可抗拒的神秘力量，遇到困境便归咎于“天命”，放弃主观努力；或借“天命”之名行不义之事，将自己的贪婪与暴虐归咎于“天意”，如商纣王曾称“我生不有命在天”，认为自己的统治由天命注定，从而肆意暴虐。

这种对“天命”的迷思，导致社会缺乏进取精神：诸侯面对强国入侵，不思考如何富国强兵，反而认为“天命如此，不可抗拒”；士人面对仕途不顺，不反思自身能力与品德，反而感叹“命途多舛，天意难违”；百姓面对生活困苦，不努力耕作与改变，反而信奉“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孔子认为，过度言说“命”会让人陷入宿命论，丧失奋斗的动力，因此选择“罕言命”，既承认天命的存在，又强调“尽人事”的重要性，引导世人在敬畏天命的同时，积极进取。

（三）“仁”的空谈：口说仁德，行不符言

春秋时期，“仁”成为许多人标榜的道德口号，但真正践行“仁”的人却寥寥无几。诸侯表面标榜“仁政”，实则推行暴政；卿大夫表面宣扬“仁爱”，实则欺压百姓；士人表面谈论“仁德”，实则为谋取官职而不择手段。这种“口说仁而身不行”的空谈，让“仁”沦为虚伪的外衣，失去了其原本的道德价值。

例如，齐桓公曾以“尊王攘夷”为口号，标榜自己“仁政爱民”，却在葵丘会盟时“挟天子以令诸侯”，强迫诸侯承认自己的霸权；晋文公重耳流亡期间，曾受楚国恩惠，承诺“退避三舍”，但在城濮之战中，却利用楚军的信任击败对方，虽成就霸业，却违背了“仁”的承诺。这种“空谈仁而实弃仁”的行为，让孔子深感痛心，他认为过度言说“仁”而不践行，会让“仁”变得廉价，因此选择“罕言仁”，强调“行仁”而非“言仁”，将“仁”转化为实际行动而非空洞口号。

二、解析“罕言利”：克制言利，重义轻利的价值导向

孔子“罕言利”，并非否定“利”的存在，而是反对“唯利是图”，倡导“重义轻利”——将“义”作为判断利益的准则，在“义”与“利”冲突时，优先选择“义”。这种态度，既是对春秋功利乱象的批判，也是对个人道德修养与社会秩序的守护。

（一）“罕言利”的本质：不否定利，却反对唯利

孔子并非完全否定“利”的合理性，他承认“利”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如《论语?里仁》中记载，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明确肯定人们对富贵的追求是正常欲望。但他强调，追求“利”必须以“义”为前提，不能“见利忘义”。“罕言利”的本质，是避免过度强调“利”而忽视“义”，防止人们陷入“唯利是图”的误区。

1。义为利先：利益追求的道德边界

孔子认为，“义”是利益追求的道德边界，只有符合“义”的“利”才是正当的。他在《论语?里仁》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意思是君子懂得以义为准则，小人则只知道追求利益。这里的“君子”与“小人”，并非指身份高低，而是指道德境界——君子在追求利益时，会先判断是否符合道义；小人则为了利益，不惜违背道义。

例如，孔子的弟子子贡，是春秋时期着名的商人，善于经商获利，但他始终以“义”为准则，不做欺诈、垄断等不义之事，而是通过诚信经营、公平交易获取利润。子贡的经商行为，得到了孔子的认可，因为他的“利”符合“义”的要求。相反，春秋时期的一些商人，为了谋取暴利，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甚至贩卖假冒伪劣商品，这些“唯利是图”的行为，便遭到孔子的批判。

2。罕言的目的：引导世人关注精神价值

孔子“罕言利”，还有一个重要目的——引导世人从对物质利益的过度追求中解脱，关注精神价值的提升。在他看来，物质利益只能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求，而精神价值（如道德、学问、理想）才能让人实现真正的幸福与价值。

《论语?学而》中，孔子的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颜回之所以能在贫困中保持快乐，正是因为他注重精神价值的追求，将“仁”与“学”作为人生的核心目标，而非物质利益。孔子对颜回的赞赏，传递出“精神价值高于物质利益”的理念，而“罕言利”正是为了让世人意识到这一点，避免陷入“物质丰富而精神空虚”的困境。

（二）“罕言利”的当代启示：平衡利义，拒绝功利

在当代社会，功利主义盛行，许多人将“利”作为衡量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为了金钱、权力、地位，不惜违背道德与法律，如商业领域的偷税漏税、制假售假，职场中的勾心斗角、不择手段，社交中的利益交换、虚伪奉承。孔子的“罕言利”，为当代人提供了重要启示——应平衡“利”与“义”的关系，拒绝功利至上，守护道德底线。

1。个人层面：以义制利，坚守道德

当代人在追求利益时，应像孔子倡导的那样，以“义”为准则，坚守道德底线。例如，企业家在经营企业时，不应只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应兼顾员工权益、消费者利益与社会责任，如华为公司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注重员工福利，投入大量资金研发核心技术，推动国家科技进步；科研工作者在开展研究时，不应为了职称与奖金而学术造假，而应坚守“追求真理”的初心，如“大国工匠”徐立平，为了航天事业，在危险的岗位上默默奉献，不追求名利，只专注于技术提升。

2。社会层面：倡导义利兼顾，营造健康氛围

社会应通过教育、宣传、制度等方式，倡导“义利兼顾”的价值观，营造健康的社会氛围。例如，学校教育应加强道德教育，让学生明白“义”的重要性，避免过度强调分数与升学率；媒体应多宣传“义利兼顾”的榜样，如“感动中国”人物中的企业家曹德旺，致富后积极投身公益事业，捐资助学、扶贫济困，用实际行动诠释“义利兼顾”；政府应完善制度，对“见利忘义”的行为进行惩罚，对“义利兼顾”的行为进行奖励，引导社会形成“重义轻利”的良好风气。

三、解析“罕言命”：审慎言命，敬命而不宿命的进取态度

孔子“罕言命”，并非否定“命”的存在，而是反对对“命”的盲目迷信与过度依赖——他承认“天命”有其规律性与局限性，但更强调“尽人事”的重要性，主张“敬命而不宿命”，在敬畏天命的同时，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

（一）“罕言命”的本质：承认天命，更重人事

孔子并非完全不谈“命”，他在《论语》中多次提及“命”，如“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但他对“命”的言说始终保持审慎，避免让人陷入宿命论。“罕言命”的本质，是承认天命的存在，但反对将一切归咎于天命，强调个人的努力与选择对人生的影响。

1。知命：认识规律，敬畏局限

孔子所说的“天命”，并非神秘不可测的力量，而是指宇宙规律、社会发展趋势与个人能力的局限性。“知命”，就是认识这些规律与局限，对不可改变的事物保持敬畏，不盲目抗争。

例如，孔子周游列国，希望推行“仁政”，却始终未能如愿，他曾感叹“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承认自己的理想难以实现，这便是“知命”的体现——他认识到，在春秋礼崩乐坏的社会背景下，“仁政”的推行面临巨大阻力，这是当时的社会发展趋势所限，非个人之力能完全改变。但他并未因此放弃，而是选择“知其不可而为之”，继续通过教育弟子、传播思想，为“仁政”的实现播下种子。

2。尽人事：积极进取，不怨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