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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6章 从曾子之语悟君子担当（第2页）

要承担这些责任，君子不仅需要具备治理智慧（“智”），能够制定合理的政策、解决复杂的问题；还需要具备忠诚品格（“忠”），坚守对托付者的承诺，不谋取私利；更需要具备道义担当（“义”），以百姓福祉为根本，不施行苛政。例如，春秋时期的郑国大夫子产，受郑简公托付治理郑国，他推行“铸刑书”“作丘赋”等改革，既稳定了政局，又促进了经济发展，还注重民生改善，深受百姓爱戴，成为“可以寄百里之命”的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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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子提出“可以寄百里之命”，正是强调君子需将个人能力与家国责任结合，以“智”治理，以“忠”坚守，以“义”行事，在其位、谋其政，不辜负家国的托付与百姓的期望。

（二）春秋时期的“寄命”典范：子产治郑的担当

子产治理郑国的事迹，是春秋时期“可以寄百里之命”的生动实践。郑国地处中原腹地，夹在晋、楚两大强国之间，常年面临大国争霸的压力，国内又有贵族势力争斗，政局动荡，民生困苦。郑简公即位后，深知子产的才能与品德，将治理郑国的重任托付给子产。

子产接受托付后，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在政治上，他“铸刑书”，将法律条文铸在鼎上，公之于众，打破了贵族对法律的垄断，让百姓知法、守法，稳定了社会秩序；在经济上，他“作丘赋”，按土地面积征收军赋，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同时也让赋税更加公平，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在外交上，他凭借智慧与勇气，在晋、楚之间周旋，既维护了郑国的独立与尊严，又避免了郑国卷入大国战争，为郑国赢得了稳定的发展环境。

子产在治理郑国期间，还注重倾听百姓的意见。他设立“乡校”，让百姓可以在乡校中议论政事，提出意见与建议。有人劝子产废除乡校，担心百姓的议论会影响政局稳定，子产却回答：“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这种开放、包容的治理态度，让子产赢得了百姓的广泛支持。

子产治理郑国二十余年，郑国从一个动荡不安的小国，逐渐变得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子产的担当，完美诠释了“可以寄百里之命”的内涵——以“智”推行改革，以“忠”坚守托付，以“义”关怀百姓，成为后世君子治理国家的典范。

（三）“寄百里之命”的当代启示：践行使命与责任

在当今社会，“寄百里之命”的形式已从“治理封地”扩展为“承担公共责任”，无论是政府官员治理地方、企业管理者管理企业，还是社会组织负责人推动公益事业，本质上都是“寄命”式的使命担当。践行“可以寄百里之命”的担当，需要我们做到以下三点：

首先，提升“能力”，具备担当使命的素养。无论是治理地方、管理企业还是推动公益，都需要具备相应的专业能力与综合素质。政府官员需具备政策制定、公共管理、危机应对等能力，才能更好地治理地方、服务百姓；企业管理者需具备战略规划、团队管理、市场运营等能力，才能带领企业发展、创造价值；社会组织负责人需具备资源整合、项目管理、沟通协调等能力，才能推动公益事业、帮助弱势群体。

其次，坚守“初心”，以公共利益为根本。“寄命”的核心是对公共责任的承担，需坚守“以人民为中心”“以公共利益为根本”的初心，不谋取私利，不违背道义。政府官员需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制定政策、开展工作时，始终将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企业管理者需秉持“社会责任”理念，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关注环境保护、员工权益、公益事业；社会组织负责人需坚守“公益初心”，确保公益资源用于帮助需要的人，不滥用公益信任。

最后，保持“担当”，直面挑战与困难。承担公共责任往往会面临各种挑战与困难，如政策执行的阻力、市场竞争的压力、公益资源的短缺等，需保持担当精神，不逃避、不退缩，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例如，地方官员在推动乡村振兴时，可能会面临资金不足、人才短缺等困难，需积极整合资源、引进人才，逐步解决问题；企业管理者在面对市场危机时，需积极调整战略、优化管理，带领企业渡过难关；社会组织负责人在推动公益项目时，可能会面临资源不足的问题，需积极募捐、拓展合作，确保项目顺利推进。

四、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对信念与气节的坚守

“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是曾子对君子担当的第三重界定，也是君子担当的精神内核，指君子在面临关乎道德、信念、家国大义的关键时刻（“大节”），能够坚守原则，不被利益诱惑、权力压迫或危险威胁所动摇（“不可夺”）。这是对君子“勇”“义”“刚”品格的最高考验，是君子担当精神的灵魂所在。

（一）“临大节而不可夺”的内涵：气节与原则的坚守

“大节”在春秋时期，通常指关乎“仁”“义”“礼”“忠”的关键时刻，如君主无道时是否坚守道义、国家危难时是否挺身而出、利益诱惑面前是否坚守底线。“不可夺”则指君子的信念与原则不可被改变，即使面临死亡威胁、权力诱惑或利益收买，也绝不违背自己的道德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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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春秋时期的晋国大夫叔向，在晋国发生“栾盈之乱”时，面临“大节”考验。栾盈是晋国的卿大夫，因不满晋国执政者的排挤，发动叛乱。叔向的弟弟叔虎参与了栾盈的叛乱，叔向因此受到牵连，被晋平公囚禁。有人劝叔向向晋平公求情，甚至可以通过贿赂的方式获释，但叔向拒绝了。他认为，自己并未参与叛乱，坚守了“臣对君”的道义，即使被囚禁，也不能违背原则去求情或贿赂。最终，晋平公查明真相，释放了叔向，并更加信任他。叔向的行为，正是“临大节而不可夺”的体现——在面临牵连、囚禁的危机时，坚守道义原则，不被利益或恐惧所动摇。

曾子提出“临大节而不可夺也”，正是强调君子需将“气节”作为担当的核心，在关键时刻坚守原则，不妥协、不退缩，以“勇”面对危险，以“义”坚守底线，以“刚”抵御诱惑，成为道德与信念的守护者。

（二）春秋时期的“守节”典范：孔子周游列国的坚守

孔子周游列国的经历，是“临大节而不可夺”的生动写照。孔子一生致力于推行“仁政”“礼治”的理想，周游列国十四年，历经无数艰难险阻，却始终坚守自己的信念与气节，从未因利益诱惑或危险威胁而动摇。

在卫国，卫灵公虽对孔子礼遇有加，却只关心孔子的车马随从，对其政治主张毫无兴趣，甚至与孔子讨论军事，回避“仁政”话题。孔子深知卫灵公无意推行自己的理念，虽面临留在卫国可获优厚待遇的诱惑，却依然选择离开，留下“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坚定；在齐国，齐景公欲以“季、孟之间”的俸禄任用孔子，却不愿施行“礼治”，孔子明确表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拒绝了齐国的邀请；在陈国与蔡国之间，孔子与弟子们遭遇“绝粮”困境，弟子们大多病倒，子路甚至质疑“君子亦有穷乎”，孔子却依然“讲诵弦歌不衰”，向弟子们阐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的道理，坚守自己的理想与气节。

孔子的周游列国，不仅是传播“仁政”思想的过程，更是“临大节而不可夺”的担当实践——面对利益诱惑，他坚守“义”的底线；面对危险困境，他保持“勇”的坚定；面对他人质疑，他秉持“信”的执着。这种对信念与气节的坚守，成为儒家“守节”的典范，也为曾子“临大节而不可夺也”的论述提供了思想源泉。

（三）“临大节而不可夺”的内在支撑：“仁”“义”“勇”的融合

君子之所以能在“大节”面前“不可夺”，并非单纯依靠意志力，而是源于“仁”“义”“勇”三种品格的深度融合，这三种品格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了君子坚守气节的内在动力。

“仁”是“不可夺”的情感基础。君子心怀“仁”爱，将对百姓的关怀、对天下的责任作为自己的情感寄托，这种情感让他们在面对“大节”考验时，能够超越个人利益与安危，将“仁”的使命置于首位。例如，孔子之所以坚守“仁政”理想，正是因为他心怀对百姓疾苦的“仁”爱，不愿因个人安危而放弃为百姓谋福祉的使命。

“义”是“不可夺”的原则底线。君子以“义”为行为准则，明确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在“大节”面前，“义”成为他们判断是非的标尺，即使面临诱惑或威胁，也绝不跨越“义”的底线。例如，叔向之所以拒绝求情与贿赂，正是因为他认为求情与贿赂违背“义”的原则，宁愿被囚禁，也不愿突破“义”的底线。

“勇”是“不可夺”的行动力量。君子的“勇”并非鲁莽冲动，而是基于“仁”与“义”的“义勇”——在“大节”面前，他们有勇气直面危险与挑战，有勇气拒绝诱惑与压迫，以行动坚守自己的信念与原则。例如，周公旦之所以能平定叛乱，正是因为他拥有基于“仁”（守护周王朝与成王）与“义”（维护宗法制）的“义勇”，有勇气直面叛乱的危险，扞卫自己的使命。

“仁”“义”“勇”的融合，让君子在“大节”面前既有情感的温度，又有原则的坚定，还有行动的力量，从而实现“不可夺”的坚守，成为担当精神的灵魂所在。

（四）“临大节而不可夺”的当代启示：坚守原则与信念

在当今社会，“大节”的形式虽与春秋时期不同，但“坚守原则与信念”的核心内涵依然具有重要意义。无论是面对利益诱惑、权力压迫，还是面对道德困境、价值冲突，都需要我们践行“临大节而不可夺”的担当，坚守自己的原则与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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